在90年代女性作家的多元構成中，首先值得提到的是那些穿越80年代的女作家。她們在90年代的“風采依舊”和初顯“大家”風範也可謂是90年代女性寫作漸人佳境的一個重要標誌。在這些作家中，王安憶是代表。她是一個能不斷突破、超越自己的作家，也稱得上是新時期中國文學的一個奇跡。從“三戀”到《小鮑莊》到《崗上的世紀》，王安憶不僅極少庸作，而且幾乎每一部作品都能獲得轟動性的反響。她從來也沒有在理論上張揚過某種新潮旗幟，然而她不斷的文體探索、風格轉型和自我重塑卻總是天然地吻合著新時期小說的潮汐，並在每一個小說潮頭中占據一種不容替代的位置。而到了90年代，她的創作更是在對世界感受的深度上、在對小說敘事現代性的探索上進人了一個令人羨慕的境界，《叔叔的故事》、《紀實和虛構》、《長恨歌》……部部都可算是難得的大氣之作，說王安憶是當代中國文壇的第一女作家，恐怕沒有人會不服氣吧！而東北作家遲子建在90年代初、中葉的幾年時光裏也一度呈現出了某種王安憶式的苗頭和氣勢，《樹下》、《日落碗窯》、《白銀那》等小說以很快的頻率接二連三地衝擊著中國文壇，其敘事的老練、流暢，把握世界和世道人心的舉重若輕都使人不得不對她的才氣和藝術潛能刮目相看。隻可惜，她的這種勢頭沒有能很好地貫徹下去，近期的《逆行精靈》和《九朵蝴蝶花》似乎預示著遲子建已經開始了藝術上的某種倒退。在這兩部作品中作家從前對於生活把握的那種從容大氣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急促、緊張和勉為其難的做作，而這恰恰斷送了遲子建成為第二個王安憶的希望。遲子建而外，池莉、鐵凝是另兩位保持著80年代小說創作的良好勢頭的作家。池莉以《煩惱人生》、《太陽出世》等作品成為“新寫實”的代表作家，對於生活本源狀態的細致捕捉和對於平凡人生瑣碎本質的真實體悟是其特長，但藝術感覺的相對遲鈍和作品形態的略顯粗糙也限製了其作品的藝術成就。90年代以來，作家一方麵保持著難能可貴的高產狀態，另一麵在對生活的整體觀照能力和藝術提煉能力上也有了長足的進步。《霍亂之亂》等小說盡管仍存在著這樣那樣的藝術局限，但作家在藝術構思和謀篇布局上所下的工夫還是很有成效的，至少它代表了一個勤奮而高產的作家在藝術上向上攀升的一種姿勢。鐵凝則似乎正好構成了對於池莉的互補，她沒有池莉高產，但卻有著池莉所缺乏的那種可貴的藝術的感覺。在90年代的寫作中，鐵凝一直堅持著其《哦，香雪》等早期小說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對於藝術完美性的高度敏感，並在《孕婦和牛》這樣的小說中升華到了一種比較純淨的境界。而與此同時，鐵凝也沒有放棄對自己藝術創作多維性的探索和嚐試，長篇小說《玫瑰門》可謂是其文學生涯的巔峰之作。作品從主題上看似乎有張愛玲《金鎖記》的明顯烙印，但小說對於中國婦女畸形的人格生存和變態的命運邏輯的揭示確實有著令人觸目驚心的藝術深度和思想力量，藝術格調上卻又顯然比《金鎖記》更為明快、高潔。因此，無論從什麼意義上說，這都是一部思想性和藝術性結合得較完美的小說，也是90年代初中國文壇上屈指可數的幾部優秀長篇小說之此外，以陳染、林白為代表的具有極端女性主義特征的“私語化”傾向的女性小說，則是90年代中國女性文學最引人注目、遭非議最多的一脈。在這些作家的作品中女性意識不僅得到了明確的體認，而且開始從”勝別的自覺”過渡到了“話語的自覺”，這也使得中國文學中反傳統敘事、反男性經驗寫作的真正的“女性敘事”初見端倪。對於陳染來說，她的筆所指向的完全是女性個體獨特的經驗世界，她用女性個人的體驗方式來命名自我和存在。在《時光與牢籠》、《巫女與她的夢中之門》、《潛性逸事》、《禿頭女走不出來的九月》等小說中，陳染不僅以她哲學化的生存之思向讀者敞開了女性世界的神秘，而且還以她特殊的語言方式、感受塑造了一種全新的文體。這種文體到長篇小說《私人生活》中可以說發揮到了極致，空靈、幽閉、詩意、懸浮、隱晦……女性感知的奇特和詭異撲麵而來，你可以領會到女性以她們的語言和感覺顛覆世界的力量是如此的巨大和不可抗拒。而林白的小說更是全方位地感性地敞開了女性的經驗世界，她仿佛是一個“巫女”，對女性的軀體和意識有著特殊的敏感與熱情，她對女性自戀和同性戀傾向的描繪某種程度上似乎正在實踐著西方女權主義者所謂“軀體寫作的理想”。這方麵的代表作是長篇小說《一個人的戰爭》。林白對於“多米”成長曆程的描繪有著顯而易見的自傳色彩，而小說對多米女性意識和欲望的立體解剖也堪稱是中國女性主義寫作最成功的範例。陳染、林白而外，海男、宣兒、張梅的創作也基本上是同一路子。這類創作當然並不是如批評界某些假道學所指責的那樣是“暴露癖”式地出賣女性的隱私而嘩眾取寵，而是有著更深層的文學意義，比如開拓了文學表現的經驗領域、突現了文學的個人性、以哲學化的方式彰顯了文學的邊緣性意義等等。
在90年代女性作家的多元構成中，首先值得提到的是那些穿越80年代的女作家。她們在90年代的“風采依舊”和初顯“大家”風範也可謂是90年代女性寫作漸人佳境的一個重要標誌。在這些作家中，王安憶是代表。她是一個能不斷突破、超越自己的作家，也稱得上是新時期中國文學的一個奇跡。從“三戀”到《小鮑莊》到《崗上的世紀》，王安憶不僅極少庸作，而且幾乎每一部作品都能獲得轟動性的反響。她從來也沒有在理論上張揚過某種新潮旗幟，然而她不斷的文體探索、風格轉型和自我重塑卻總是天然地吻合著新時期小說的潮汐，並在每一個小說潮頭中占據一種不容替代的位置。而到了90年代，她的創作更是在對世界感受的深度上、在對小說敘事現代性的探索上進人了一個令人羨慕的境界，《叔叔的故事》、《紀實和虛構》、《長恨歌》……部部都可算是難得的大氣之作，說王安憶是當代中國文壇的第一女作家，恐怕沒有人會不服氣吧！而東北作家遲子建在90年代初、中葉的幾年時光裏也一度呈現出了某種王安憶式的苗頭和氣勢，《樹下》、《日落碗窯》、《白銀那》等小說以很快的頻率接二連三地衝擊著中國文壇，其敘事的老練、流暢，把握世界和世道人心的舉重若輕都使人不得不對她的才氣和藝術潛能刮目相看。隻可惜，她的這種勢頭沒有能很好地貫徹下去，近期的《逆行精靈》和《九朵蝴蝶花》似乎預示著遲子建已經開始了藝術上的某種倒退。在這兩部作品中作家從前對於生活把握的那種從容大氣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急促、緊張和勉為其難的做作，而這恰恰斷送了遲子建成為第二個王安憶的希望。遲子建而外，池莉、鐵凝是另兩位保持著80年代小說創作的良好勢頭的作家。池莉以《煩惱人生》、《太陽出世》等作品成為“新寫實”的代表作家，對於生活本源狀態的細致捕捉和對於平凡人生瑣碎本質的真實體悟是其特長，但藝術感覺的相對遲鈍和作品形態的略顯粗糙也限製了其作品的藝術成就。90年代以來，作家一方麵保持著難能可貴的高產狀態，另一麵在對生活的整體觀照能力和藝術提煉能力上也有了長足的進步。《霍亂之亂》等小說盡管仍存在著這樣那樣的藝術局限，但作家在藝術構思和謀篇布局上所下的工夫還是很有成效的，至少它代表了一個勤奮而高產的作家在藝術上向上攀升的一種姿勢。鐵凝則似乎正好構成了對於池莉的互補，她沒有池莉高產，但卻有著池莉所缺乏的那種可貴的藝術的感覺。在90年代的寫作中，鐵凝一直堅持著其《哦，香雪》等早期小說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對於藝術完美性的高度敏感，並在《孕婦和牛》這樣的小說中升華到了一種比較純淨的境界。而與此同時，鐵凝也沒有放棄對自己藝術創作多維性的探索和嚐試，長篇小說《玫瑰門》可謂是其文學生涯的巔峰之作。作品從主題上看似乎有張愛玲《金鎖記》的明顯烙印，但小說對於中國婦女畸形的人格生存和變態的命運邏輯的揭示確實有著令人觸目驚心的藝術深度和思想力量，藝術格調上卻又顯然比《金鎖記》更為明快、高潔。因此，無論從什麼意義上說，這都是一部思想性和藝術性結合得較完美的小說，也是90年代初中國文壇上屈指可數的幾部優秀長篇小說之此外，以陳染、林白為代表的具有極端女性主義特征的“私語化”傾向的女性小說，則是90年代中國女性文學最引人注目、遭非議最多的一脈。在這些作家的作品中女性意識不僅得到了明確的體認，而且開始從”勝別的自覺”過渡到了“話語的自覺”，這也使得中國文學中反傳統敘事、反男性經驗寫作的真正的“女性敘事”初見端倪。對於陳染來說，她的筆所指向的完全是女性個體獨特的經驗世界，她用女性個人的體驗方式來命名自我和存在。在《時光與牢籠》、《巫女與她的夢中之門》、《潛性逸事》、《禿頭女走不出來的九月》等小說中，陳染不僅以她哲學化的生存之思向讀者敞開了女性世界的神秘，而且還以她特殊的語言方式、感受塑造了一種全新的文體。這種文體到長篇小說《私人生活》中可以說發揮到了極致，空靈、幽閉、詩意、懸浮、隱晦……女性感知的奇特和詭異撲麵而來，你可以領會到女性以她們的語言和感覺顛覆世界的力量是如此的巨大和不可抗拒。而林白的小說更是全方位地感性地敞開了女性的經驗世界，她仿佛是一個“巫女”，對女性的軀體和意識有著特殊的敏感與熱情，她對女性自戀和同性戀傾向的描繪某種程度上似乎正在實踐著西方女權主義者所謂“軀體寫作的理想”。這方麵的代表作是長篇小說《一個人的戰爭》。林白對於“多米”成長曆程的描繪有著顯而易見的自傳色彩，而小說對多米女性意識和欲望的立體解剖也堪稱是中國女性主義寫作最成功的範例。陳染、林白而外，海男、宣兒、張梅的創作也基本上是同一路子。這類創作當然並不是如批評界某些假道學所指責的那樣是“暴露癖”式地出賣女性的隱私而嘩眾取寵，而是有著更深層的文學意義，比如開拓了文學表現的經驗領域、突現了文學的個人性、以哲學化的方式彰顯了文學的邊緣性意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