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與山東作家文化上的負擔相一致，他們過於沉重的寫作姿態也使山東文學的麵孔過於單一。山東作家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厚重、紮實，憂患意識強烈。他們的使命感、責任感，他們對於現實主義的堅持以及他們強烈的生活體驗和人間情懷使得山東作家總是在迎合、反應時代主潮方麵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山東文學引起關注的也幾乎都是主旋律作品，這些作品不但永遠有市場而且還能常常獲獎。這不但不能喚起山東作家對自身局限的警J踢，而且還使他們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滿足感。在這種滿足感和陶醉感的支配下，山東作家毫不在意他們文學觀念的滯後、創作方法的陳舊、藝術風格的單一和想象力的貧弱。他們安睡在他們用嚴肅、沉重的寫作姿態所換來的聲譽上，毫不猶豫地排斥和拒絕著文學上的一些“新潮”或“先鋒”的東西。這使得山東文學不僅總體上給人一種保守的印象，而且實際上它也使山東文學的發展總是滯後於文學發展的節拍，從這個意義上說，山東文學似乎永遠隻是一種追趕的文學，一種落伍的文學，這尤其表現在形式層麵上。我覺得，一種文學的革新，首先就必須依仗於形式的變革，正如“五四”要從打破文言文的枷鎖開始、新潮小說也發跡於形式的新變一樣，形式意識和技術意識並不是雕蟲小技，它有特殊的革命性。而山東作家恰恰對此認識不足，他們習慣於文學作品的生活力量、現實力量而極少去考慮藝術的力量和形式的力量。這一點與江蘇作家相比就可更明顯地看出來。江蘇文學也有沉重的作品，比如陸文夫、高曉聲等人的創作，他們也以嚴格的現實主義態度創作，也有著現實主義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們的作品也曾在中國文壇獲得過巨大聲譽，但他們並沒有在江蘇文壇一統天下，充其量他們隻代表了整個江蘇文學格局中的一環。這當然與江蘇具有寬容性和包容性的文化傳統有關，但更多的還是得力於作家們對於文學形式探索的熱心和支持。江蘇之所以會成為新潮小說、新寫實小說等熱點文學的源頭顯然得力於江蘇文壇對於“形式”的提倡。也正得力於這樣的背景，江蘇作家幾乎出一個火一個，無論是朱文等觀念上的大膽，還是魯羊等形式上的追新，他們最初為文壇注意幾乎無不與他們“極端化”的寫作形式有關。與魯羊他們年齡相仿，山東青年作家張繼無論從作品的數量和質量上看都很有潛力，但為什麼就火不起來？這與張繼的定位有很大關係，他的風格、他的追求都沒有與山東作家的傳統拉開距離，他的寫作姿態也顯得過於老成和沉重，缺乏一個年輕作家應有的銳氣，構不成新的“視覺衝擊”。我想這應該是張繼的教訓所在。不過，近幾年山東文學也有了一些新氣象，比如一些年輕作家開始重視形式探索，於艾香、劉照如、張宏森、周蓬樺等作家已經表現出了很好的技術能力，但他們還沒有形成氣候，還不足以改變整個文壇對山東文學的看法。再比如，一些成名作家也開始嚐試打破山東文學的整一傳統，劉玉堂的幽默寫作可算是對山東文學“沉重”之風的一種反動，張煒、尤鳳偉、李貫通等人的寫作也都在努力撕開山東文學上空的灰暗之網。我希望這是一個好的開端和好的預夢匕。
其次，與山東作家文化上的負擔相一致，他們過於沉重的寫作姿態也使山東文學的麵孔過於單一。山東作家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厚重、紮實，憂患意識強烈。他們的使命感、責任感，他們對於現實主義的堅持以及他們強烈的生活體驗和人間情懷使得山東作家總是在迎合、反應時代主潮方麵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山東文學引起關注的也幾乎都是主旋律作品，這些作品不但永遠有市場而且還能常常獲獎。這不但不能喚起山東作家對自身局限的警J踢，而且還使他們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滿足感。在這種滿足感和陶醉感的支配下，山東作家毫不在意他們文學觀念的滯後、創作方法的陳舊、藝術風格的單一和想象力的貧弱。他們安睡在他們用嚴肅、沉重的寫作姿態所換來的聲譽上，毫不猶豫地排斥和拒絕著文學上的一些“新潮”或“先鋒”的東西。這使得山東文學不僅總體上給人一種保守的印象，而且實際上它也使山東文學的發展總是滯後於文學發展的節拍，從這個意義上說，山東文學似乎永遠隻是一種追趕的文學，一種落伍的文學，這尤其表現在形式層麵上。我覺得，一種文學的革新，首先就必須依仗於形式的變革，正如“五四”要從打破文言文的枷鎖開始、新潮小說也發跡於形式的新變一樣，形式意識和技術意識並不是雕蟲小技，它有特殊的革命性。而山東作家恰恰對此認識不足，他們習慣於文學作品的生活力量、現實力量而極少去考慮藝術的力量和形式的力量。這一點與江蘇作家相比就可更明顯地看出來。江蘇文學也有沉重的作品，比如陸文夫、高曉聲等人的創作，他們也以嚴格的現實主義態度創作，也有著現實主義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們的作品也曾在中國文壇獲得過巨大聲譽，但他們並沒有在江蘇文壇一統天下，充其量他們隻代表了整個江蘇文學格局中的一環。這當然與江蘇具有寬容性和包容性的文化傳統有關，但更多的還是得力於作家們對於文學形式探索的熱心和支持。江蘇之所以會成為新潮小說、新寫實小說等熱點文學的源頭顯然得力於江蘇文壇對於“形式”的提倡。也正得力於這樣的背景，江蘇作家幾乎出一個火一個，無論是朱文等觀念上的大膽，還是魯羊等形式上的追新，他們最初為文壇注意幾乎無不與他們“極端化”的寫作形式有關。與魯羊他們年齡相仿，山東青年作家張繼無論從作品的數量和質量上看都很有潛力，但為什麼就火不起來？這與張繼的定位有很大關係，他的風格、他的追求都沒有與山東作家的傳統拉開距離，他的寫作姿態也顯得過於老成和沉重，缺乏一個年輕作家應有的銳氣，構不成新的“視覺衝擊”。我想這應該是張繼的教訓所在。不過，近幾年山東文學也有了一些新氣象，比如一些年輕作家開始重視形式探索，於艾香、劉照如、張宏森、周蓬樺等作家已經表現出了很好的技術能力，但他們還沒有形成氣候，還不足以改變整個文壇對山東文學的看法。再比如，一些成名作家也開始嚐試打破山東文學的整一傳統，劉玉堂的幽默寫作可算是對山東文學“沉重”之風的一種反動，張煒、尤鳳偉、李貫通等人的寫作也都在努力撕開山東文學上空的灰暗之網。我希望這是一個好的開端和好的預夢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