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理論的狂熱症。對於文學批評來說，理論是必要的，沒有理論，批評的深度就會大打折扣。但是中國批評界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的理論崇拜，已經使得“理論”的功能被病態地放大到了極限，而批評本身則完全籠罩在了理論的陰影下。我們完全可以理解，長期以來文學界對“理論”的熱情，這種熱情首先源自一種理論自卑。我們是一個沒有理論的民族，我們的古典文論大多是印象式的點評，既不成體係，也無理論自覺，因而與西方自古而來的龐大理論體係相比，我們實在沒有不自卑的理由。不是有人說嗎，錢鍾書也不是理論家，他隻是一個鑒賞家，他才華橫溢，記憶力驚人，但他沒有自己的理論體係。對許多批評家來說，“鑒賞家”是一個急於拋棄的“落後”的帽子，它幾乎是沒有“理論”的代名詞。其次，理論的熱情還來自於中國文學界對“理論”的實用主義態度。8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對“純文學”的想象以及對“現代性文學的”想象都與對西方文學的認同有很大的關係，而文學界“西方化”的文學實踐與西方的“理論”有著顯而易見的“同構”關係，這使得西方的理論幾乎一引進就能找到“用武之地”。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我們看到了西方各種文學理論在中國文學界“輪番轟炸”的熱鬧景象。更糟糕的是，“理論”進人中國大多依賴的是翻譯，而渴望使用理論的批評家們則幾乎都是“外語盲”。他們所接受的並不是西方第一手的理論而是“翻譯”過來的二手貨甚至三手貨，因此，許多“理論”進人中國後早已被曲解得麵目全非，但批評家們似乎並不追求對“理論”本身的理解，也不屑於去探究某種理論的真相，而是樂此不疲於“理論”話語本身的新鮮感和快感。在他們這裏，“理論”完全被空洞化、形式化了，它成了前衛、新潮、具有“理論素養”的表征。這種理論的狂熱症在具體的文學批評實踐中則有兩個典型的表現：一是以理論的帽子套評作品。許多批評文章都是先找好了“理論”，然後再從文本中尋求佐證，一篇評論往往變成了對某一種理論的演示。更可怕的是，有時候，批評家所演示的“理論”其實隻是那種“理論”的“字麵意思”，與“理論”的本身內涵是毫無關係，甚至是背道而馳的，批評家就是這樣以自己的“曲解”、“誤讀”、“生吞活剝”來完成對一部作品的理論評判的。在這樣的批評模式中，文本本身的文學元素變得無足輕重，文本的美與內在的奧妙無從呈現，批評家陶醉於“理論”的演練中，其對文本的選擇也依賴於某一文本之於某種理論的親和程度以及理論操作的便利程度，這實際上就是“理論”對文本的遮蔽。二是理論的超前預支。在理論與文學實踐的關係上，應該說無論是文學還是理論都有其普適性，西方理論與中國文學實踐之間本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以西方理論來闡釋中國文學，或者以西方理論來套評中國文學，都不乏其合理性與合法性。但在中國批評界，還存在另外一種情形，那就是以超前的理論來“預言式”地批評中國文學，從而以時髦的“理論”來任意塗抹、篡改文學文本，理論與文本不再是一種闡釋關係，而變成了一種“改造”與“改裝”的關係。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後殖民主義、新曆史主義、第三世界話語、女權主義等理論在中國最初的著陸過程，就可以明顯地看出這種理論“強暴”中國文學的現實。三是理論話語對批評話語的“改裝”。理論崇拜對中國批評家來說不僅僅體現在各自的批評方式上，還更體現在批評話語的層麵上。本來，對於批評家來說，理論的意義不在於批評家手中握有多少種“理論”武器，而在於批評家理論素質的提高、理論思維的培養和批評方法的更新，它應當有助於批評家文學闡釋力和審美判斷力的提升，而不是以批評家文本解讀能力的犧牲為代價。但在一個時期以來的中國批評界，有無“理論”、“理論”的多少以及“理論”的時尚與高深程度已經成了一種身份和高度的標誌。理論家越來越多，而真正令人信服的批評家卻越來越稀少。批評家們言必稱海德格爾、言必稱存在主義、言必稱後現代主義、言必稱德裏達、言必稱薩義德，最初擁有某種“理論”話語權的人總是會成為批評界風光無限的“成功人士”。而這也直接導致了批評家話語方式的轉變，可以說，如何更“理論”、更深沉地“說話”，一度成了批評家思考的中心問題。對批評家來說，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清晰的事情模糊化、確定的語詞玄虛化已經成了一種基本的“理論”策略，文學批評話語的晦澀、歧義、歐化也因此變得不可避免。為了顯示自己理論的高深，有些批評家總是把批評文章寫得雲裏霧裏、神秘莫測、令人敬畏，批評家由此獲得了理論上的滿足，而批評則變得麵目可憎。某種時候，批評已經成了理論話語權的爭奪遊戲，理論熱火朝天，而文本則被打人了冷宮。
其一，理論的狂熱症。對於文學批評來說，理論是必要的，沒有理論，批評的深度就會大打折扣。但是中國批評界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的理論崇拜，已經使得“理論”的功能被病態地放大到了極限，而批評本身則完全籠罩在了理論的陰影下。我們完全可以理解，長期以來文學界對“理論”的熱情，這種熱情首先源自一種理論自卑。我們是一個沒有理論的民族，我們的古典文論大多是印象式的點評，既不成體係，也無理論自覺，因而與西方自古而來的龐大理論體係相比，我們實在沒有不自卑的理由。不是有人說嗎，錢鍾書也不是理論家，他隻是一個鑒賞家，他才華橫溢，記憶力驚人，但他沒有自己的理論體係。對許多批評家來說，“鑒賞家”是一個急於拋棄的“落後”的帽子，它幾乎是沒有“理論”的代名詞。其次，理論的熱情還來自於中國文學界對“理論”的實用主義態度。8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對“純文學”的想象以及對“現代性文學的”想象都與對西方文學的認同有很大的關係，而文學界“西方化”的文學實踐與西方的“理論”有著顯而易見的“同構”關係，這使得西方的理論幾乎一引進就能找到“用武之地”。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我們看到了西方各種文學理論在中國文學界“輪番轟炸”的熱鬧景象。更糟糕的是，“理論”進人中國大多依賴的是翻譯，而渴望使用理論的批評家們則幾乎都是“外語盲”。他們所接受的並不是西方第一手的理論而是“翻譯”過來的二手貨甚至三手貨，因此，許多“理論”進人中國後早已被曲解得麵目全非，但批評家們似乎並不追求對“理論”本身的理解，也不屑於去探究某種理論的真相，而是樂此不疲於“理論”話語本身的新鮮感和快感。在他們這裏，“理論”完全被空洞化、形式化了，它成了前衛、新潮、具有“理論素養”的表征。這種理論的狂熱症在具體的文學批評實踐中則有兩個典型的表現：一是以理論的帽子套評作品。許多批評文章都是先找好了“理論”，然後再從文本中尋求佐證，一篇評論往往變成了對某一種理論的演示。更可怕的是，有時候，批評家所演示的“理論”其實隻是那種“理論”的“字麵意思”，與“理論”的本身內涵是毫無關係，甚至是背道而馳的，批評家就是這樣以自己的“曲解”、“誤讀”、“生吞活剝”來完成對一部作品的理論評判的。在這樣的批評模式中，文本本身的文學元素變得無足輕重，文本的美與內在的奧妙無從呈現，批評家陶醉於“理論”的演練中，其對文本的選擇也依賴於某一文本之於某種理論的親和程度以及理論操作的便利程度，這實際上就是“理論”對文本的遮蔽。二是理論的超前預支。在理論與文學實踐的關係上，應該說無論是文學還是理論都有其普適性，西方理論與中國文學實踐之間本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以西方理論來闡釋中國文學，或者以西方理論來套評中國文學，都不乏其合理性與合法性。但在中國批評界，還存在另外一種情形，那就是以超前的理論來“預言式”地批評中國文學，從而以時髦的“理論”來任意塗抹、篡改文學文本，理論與文本不再是一種闡釋關係，而變成了一種“改造”與“改裝”的關係。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後殖民主義、新曆史主義、第三世界話語、女權主義等理論在中國最初的著陸過程，就可以明顯地看出這種理論“強暴”中國文學的現實。三是理論話語對批評話語的“改裝”。理論崇拜對中國批評家來說不僅僅體現在各自的批評方式上，還更體現在批評話語的層麵上。本來，對於批評家來說，理論的意義不在於批評家手中握有多少種“理論”武器，而在於批評家理論素質的提高、理論思維的培養和批評方法的更新，它應當有助於批評家文學闡釋力和審美判斷力的提升，而不是以批評家文本解讀能力的犧牲為代價。但在一個時期以來的中國批評界，有無“理論”、“理論”的多少以及“理論”的時尚與高深程度已經成了一種身份和高度的標誌。理論家越來越多，而真正令人信服的批評家卻越來越稀少。批評家們言必稱海德格爾、言必稱存在主義、言必稱後現代主義、言必稱德裏達、言必稱薩義德，最初擁有某種“理論”話語權的人總是會成為批評界風光無限的“成功人士”。而這也直接導致了批評家話語方式的轉變，可以說，如何更“理論”、更深沉地“說話”，一度成了批評家思考的中心問題。對批評家來說，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清晰的事情模糊化、確定的語詞玄虛化已經成了一種基本的“理論”策略，文學批評話語的晦澀、歧義、歐化也因此變得不可避免。為了顯示自己理論的高深，有些批評家總是把批評文章寫得雲裏霧裏、神秘莫測、令人敬畏，批評家由此獲得了理論上的滿足，而批評則變得麵目可憎。某種時候，批評已經成了理論話語權的爭奪遊戲，理論熱火朝天，而文本則被打人了冷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