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要真正使作家和批評家的關係臻於和諧是很難的。這既需要作家和批評家對彼此存在及呈現方式的理解與尊重，又更需要對各自原則、信仰和獨立性的堅守。在此意義上，作家和批評家之間的倫理“距離”是必須保證的，作家與批評家彼此依賴，但它們之間的關係又不應僅僅是一種呼應或唱和的關係，批判、反思永遠都是必要的。這方麵，20世紀90年代作家與批評家的關係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就作家與批評家而言，他們在20世紀90年代的關係是最為緊張的。作家與批評家之間的緊張、敵對和仇視狀況已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韓東宣稱：“當代文學評論並不存在。有的隻是一夥麵目狠瑣的食腐肉者。他們一向以年輕作家的血肉為生，為了掩蓋這個事實他們攻擊自己的衣食父母。另外，他們的藝術直覺普遍為負數。“南韓東：《斷裂：一份問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北京文學》1998年10期。野把批評家描述為“（意識形態或道德、或藝術流派的）指導者、（矯揉作態或頤指氣使、自以為是命名者的）主持人、（極力引人注目的）表演的人、（表層的）梳理者、（各種權力文化、政治、時尚、外來語、本土性，甚至民間的、大眾的）應聲蟲、（人雲亦雲或別有用心的）排座次者、代別製造人，直到自認為是曆史的圈定者”。郝永勃則認為批評家“根本不把自己當人。寫的東西，或虛情假意，或玩弄辭藻，或指鹿為馬……棒殺或捧殺。他們把做人和作文決然分開了，沒有愛、憐憫心、平民意識。或見風使舵，或落井下石，或空話連篇。現在的文學評論界，商人氣太重，八股風太猛，勢利眼太多。”平心而論，這一類的聲音雖然偏激、武斷甚至刻毒，但我們應承認他們在某些地方確實擊中了當今文學批評的“軟肋”。然而，這樣的聲音又畢竟還不是“真相”與“真理”，它裏麵還混雜著偏見與無知，它還不足以作為我們判斷90年代文學批評真實現狀的依據。如前所說，這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並不是20世紀90年代才出現的，也許從批評誕生的那一刻起，作家和批評家之間的這種矛盾就一直存在著，隻不過有時表現得潛隱，有時表現得外露而已。而之所以它會在90年代發展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主要原因恐怕還在於90年代整個文學環境的變化以及文學地位的下降所導致的作家心態的失衡，此外，作家對文學批評的方式與職能的許多根深蒂固的誤解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比如許多作家都對批評的獨立性、創造性缺乏認識，認為批評家就是靠作家養活的“吸血鬼”，批評家和作家的關係是一種“毛”和“皮”的關係，作家是“皮”，批評家是“毛”，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而在這種情況下，作家就很容易會對批評家產生過高的期待，並因期待的失落而表現出異乎尋常的不滿甚至憤怒。在這裏，韓東等作家在所謂“斷裂”事件中對文學批評及批評家的“抨擊”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而“二王之爭”中王蒙與王彬彬的彼此對罵以及“《馬橋詞典》事件”中韓少功把張頤武、王幹送上法庭打官司並最終判兩位批評家敗訴是另外兩個引人注目的例證。怎樣評價作家和批評家之間的這種對峙，不同的人肯定會有不同的標準，但顯然單純從某一個方麵看問題都不能真正揭示其中的真相。
不過，要真正使作家和批評家的關係臻於和諧是很難的。這既需要作家和批評家對彼此存在及呈現方式的理解與尊重，又更需要對各自原則、信仰和獨立性的堅守。在此意義上，作家和批評家之間的倫理“距離”是必須保證的，作家與批評家彼此依賴，但它們之間的關係又不應僅僅是一種呼應或唱和的關係，批判、反思永遠都是必要的。這方麵，20世紀90年代作家與批評家的關係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就作家與批評家而言，他們在20世紀90年代的關係是最為緊張的。作家與批評家之間的緊張、敵對和仇視狀況已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韓東宣稱：“當代文學評論並不存在。有的隻是一夥麵目狠瑣的食腐肉者。他們一向以年輕作家的血肉為生，為了掩蓋這個事實他們攻擊自己的衣食父母。另外，他們的藝術直覺普遍為負數。“南韓東：《斷裂：一份問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北京文學》1998年10期。野把批評家描述為“（意識形態或道德、或藝術流派的）指導者、（矯揉作態或頤指氣使、自以為是命名者的）主持人、（極力引人注目的）表演的人、（表層的）梳理者、（各種權力文化、政治、時尚、外來語、本土性，甚至民間的、大眾的）應聲蟲、（人雲亦雲或別有用心的）排座次者、代別製造人，直到自認為是曆史的圈定者”。郝永勃則認為批評家“根本不把自己當人。寫的東西，或虛情假意，或玩弄辭藻，或指鹿為馬……棒殺或捧殺。他們把做人和作文決然分開了，沒有愛、憐憫心、平民意識。或見風使舵，或落井下石，或空話連篇。現在的文學評論界，商人氣太重，八股風太猛，勢利眼太多。”平心而論，這一類的聲音雖然偏激、武斷甚至刻毒，但我們應承認他們在某些地方確實擊中了當今文學批評的“軟肋”。然而，這樣的聲音又畢竟還不是“真相”與“真理”，它裏麵還混雜著偏見與無知，它還不足以作為我們判斷90年代文學批評真實現狀的依據。如前所說，這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並不是20世紀90年代才出現的，也許從批評誕生的那一刻起，作家和批評家之間的這種矛盾就一直存在著，隻不過有時表現得潛隱，有時表現得外露而已。而之所以它會在90年代發展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主要原因恐怕還在於90年代整個文學環境的變化以及文學地位的下降所導致的作家心態的失衡，此外，作家對文學批評的方式與職能的許多根深蒂固的誤解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比如許多作家都對批評的獨立性、創造性缺乏認識，認為批評家就是靠作家養活的“吸血鬼”，批評家和作家的關係是一種“毛”和“皮”的關係，作家是“皮”，批評家是“毛”，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而在這種情況下，作家就很容易會對批評家產生過高的期待，並因期待的失落而表現出異乎尋常的不滿甚至憤怒。在這裏，韓東等作家在所謂“斷裂”事件中對文學批評及批評家的“抨擊”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而“二王之爭”中王蒙與王彬彬的彼此對罵以及“《馬橋詞典》事件”中韓少功把張頤武、王幹送上法庭打官司並最終判兩位批評家敗訴是另外兩個引人注目的例證。怎樣評價作家和批評家之間的這種對峙，不同的人肯定會有不同的標準，但顯然單純從某一個方麵看問題都不能真正揭示其中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