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性”是一個“偽問題”嗎？
1985年之後隨著新潮小說、先鋒小說的崛起，中國年青一代作家的文學觀念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裂變。許多我們約定俗成或習以為常的理論規範與美學原則都麵臨巨大挑戰，“寫真實”與“真實性”問題自然也經曆著被解構與質疑的困窘。
在新潮作家看來，“真實性”不僅是可疑的，而且根本上就是一個“偽問題”。新潮作家崇尚語言與想象力，他們熱衷的不是現實生活本來是什麼形態，而是生活在他們想象中的可能形態。換句話說，他們不在乎生活的必然性，而是生活的無限可能性。他們的小說不是再現生活的本來麵貌，而是盡可能地憑想象去“創造”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潮小說文本中的生活形態遵循的隻是想象的邏輯而不是真實的邏輯。在新潮作家的理論話語中，“真實”和“虛構”得到了全新的解釋。他們不承認文學與生活有任何形式的對應關係，更不要說所謂反映生活的“真實性”了。他們認為小說的本質是“虛構”，小說中呈現出來的“生活”是一種藝術想象和虛構的結晶，不是現實生活的反映或折射，而是一種完全自足的、獨立的與現實生活平行的“生活”，因此它有自己的邏輯、自己的原則。在這裏，既不存在我們所企盼的所謂高度藝術化的生活的“本質”和“更高的真實”，也不會遵照我們一己的願望賦予現實一種藝術的參照。他們相信，作為傳統文學理論核心概念之一，“真實性”的哲學基礎是形而上學的認識論，即認為在人（認識者）的存在之外，在語言的存在之外，有一個獨立的實體性的對象（客體）。人的認識如果正確反映了它，就具有真實性，否則就沒有真實性。認識論上的這種形而上學的機械真實觀反映在文學理論上，就是用文本之外的所謂現實來驗證文本的真實性、可信性。而實際上，文學話語是一種虛構話語，根本不可能通過外在的參照來證實或證偽。正因為如此，實際上關於真實性的問題根本上就成了一個假問題。正如托多羅夫所言：“文學恰恰是一種不能夠接受真實性檢驗的言語，它既不真實也不虛假，因而提出這樣的間題是毫無意義的。文學作為‘故事’其性質就是如此”，“文學作品中的任何句子都既不真實也不虛假”。
正是出於對“真實性”的革命與反叛，我們看到新潮作家才不遺餘力地在他們的文本中經營和強化著“虛構”甚至“元虛構”，並以此完成了對文學“似真性幻覺”的清除。餘華說過，日常的經驗的真實尺度對他已經失效，他所迷戀的隻是“虛偽的形式”。馬原則在他的小說中說：“我就是那個叫馬原的漢人，我寫小說……我用漢語講故事，…我再去編排一個聳人聽聞的故事。”（《虛構》）這種對於小說“構思”的敞開、對於小說虛構性和欺騙性的故意戳穿，區別於傳統作家為了營造“真實”效果，而拚命地從作品中隱去以製造客觀的“似真幻覺”的做法，新潮作家更樂於在小說中拋頭露麵，並有意破壞小說的“真實性”品格。
至此，我們發現，“寫真實”、“真實性”這一困擾中國現當代文學幾代人的“嚴重問題”，到新潮作家這裏卻成了一個“假問題”，一個根本不存在的祀人憂天式的“問題”。很難說這是曆史的進步抑或曆史的倒退。但它至少昭示了我們一個真理，任何一個文學的理論問題都不是抽象的、封閉的，它必須是開放的、發展的，它不應當成為作家創作自由和藝術多元化發展的侄桔，而應當不斷接受藝術實踐的檢驗，並隨時填充進新的時代內涵。“寫真實”論自然也不能例外，也許，在下個世紀我們會看到，中國文學賦予它更為新穎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