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小說在把“曆史”（包括現實）能指化、虛擬化之後，不僅為小說形式的建構創造了條件，更重要的是為小說贏得了隨意處置曆史與現實的自由及合法性。如果說，在本質主義的曆史觀麵前，作家麵對曆史這個強大的主體時隻能處於一種弱勢的自卑地位的話，那麼在新潮小說這裏“曆史”的主體性已經消失，它變成了一個被創造、被敘述出來的“對象”，“曆史”與作家的地位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作家成了曆史的主宰，這對作家自我想象的滿足無疑是非常有益的。蘇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可以以一個完全虛構的、子虛烏有的王朝和皇帝來寓言化地書寫中國曆史與宮廷文化，劉震雲的《故鄉相處流傳》也可以把從曹操以來的幾千年的曆史進行戲謔和反諷性的描寫。他們對“曆史”的想象無疑是誇張的、極端的、甚至是武斷的，但這種想象因為越過了“史學”的疆界而順利逃脫了意識形態的監控。從一定意義上，新潮作家的“越界”想象正是因為“曆史化”的氛圍而被寬容，被默許，被合法化了。與對待正統的曆史小說不同，新潮作家的小說幾乎從來就沒有被計較過他們的“曆史觀”。他們對“曆史”偶然性、神秘性、宿命性的展示，對災難的渲染，對戰爭正義性的消解、對人物正邪界限的消除都被以“形式”或藝術的名義得到了某種肯定與縱容。可以說，在“探索”的名義下，新潮小說突破了所有的文化與現實的禁忌，而且還挑戰著人類道德、、倫理與正義的底線，但因為這一切都在“曆史”的掩護下，所以其並沒有與現實（包括政治與意識形態）發生實質性的衝突。
在新潮小說這裏，“曆史”是罪惡的、血腥的、欲望的、非理性的，新潮作家無意去呈現一個完整的“曆史圖像”，而是熱衷於對“曆史”的闡釋。這種闡釋以強調自我欲望的合法性為前提，以對於道德或理性視野中“曆史”的顛覆為旨歸，有著強烈的寓言化色彩。“現實”與“曆史”完全同構，現實與曆史之間的界限似乎已經泯滅，它們遵循共同的邏輯原則，即使餘華的《現實一種》這樣以“現實”命名的小說，我們也完全可以讀到一種“曆史”的腐朽氣息。實際上，對新潮作家來說，“曆史”已經成了涵蓋了“曆史”與“現實”本身的“大在”，它是新潮作家對於世界進行終極想象與解釋的基礎，因而具有不可避免的形而上學特征。但是，我們看到，新潮小說中的“曆史”又並沒有因為寓言性和形而上學特征而陷人空洞、抽象、概念化的泥潭，反而具有感性的豐富的形態，這主要得力於新潮作家“大寓言小細節”的曆史書寫策略。一方麵，新潮作家總是自我“現身”渲染對待曆史的情緒與感覺，另一方麵，新潮作家總是對曆史的局部情境和具體細節情有獨鍾，而這正是“曆史”得以具象化的根本原因。
當然，以個體化視角對於“曆史”進行隨心所欲的消解，其追求的最終結果是小說“時空”的高度能指化和“時空”結構的非理性化、非邏輯化。“曆史”沒有了所指，隻成了情緒化和想象化的“可能性”片斷，這固然有利於新潮作家藝術創造性的發揮，但似乎也隱含著虛無主義的致命缺陷。更重要的是，新潮小說的“曆史化”策略較成功地彰顯了作家的自我，較成功地告訴我們“曆史不是什麼”，但卻沒有能力告訴我們“曆史是什麼”，這實際上還是沒有解決“曆史”的被遮蔽與被誤讀的問題。說穿了，對“曆史”的“迂回”戰術固然可以顯示新潮作家的聰明，但不敢對“曆史”正麵強攻、正麵建構終究還是顯示了他們藝術能力的欠缺。
新潮小說在把“曆史”（包括現實）能指化、虛擬化之後，不僅為小說形式的建構創造了條件，更重要的是為小說贏得了隨意處置曆史與現實的自由及合法性。如果說，在本質主義的曆史觀麵前，作家麵對曆史這個強大的主體時隻能處於一種弱勢的自卑地位的話，那麼在新潮小說這裏“曆史”的主體性已經消失，它變成了一個被創造、被敘述出來的“對象”，“曆史”與作家的地位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作家成了曆史的主宰，這對作家自我想象的滿足無疑是非常有益的。蘇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可以以一個完全虛構的、子虛烏有的王朝和皇帝來寓言化地書寫中國曆史與宮廷文化，劉震雲的《故鄉相處流傳》也可以把從曹操以來的幾千年的曆史進行戲謔和反諷性的描寫。他們對“曆史”的想象無疑是誇張的、極端的、甚至是武斷的，但這種想象因為越過了“史學”的疆界而順利逃脫了意識形態的監控。從一定意義上，新潮作家的“越界”想象正是因為“曆史化”的氛圍而被寬容，被默許，被合法化了。與對待正統的曆史小說不同，新潮作家的小說幾乎從來就沒有被計較過他們的“曆史觀”。他們對“曆史”偶然性、神秘性、宿命性的展示，對災難的渲染，對戰爭正義性的消解、對人物正邪界限的消除都被以“形式”或藝術的名義得到了某種肯定與縱容。可以說，在“探索”的名義下，新潮小說突破了所有的文化與現實的禁忌，而且還挑戰著人類道德、、倫理與正義的底線，但因為這一切都在“曆史”的掩護下，所以其並沒有與現實（包括政治與意識形態）發生實質性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