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三觀賣血記》之於餘華的意義
《許三觀賣血記》作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文本，無論對於餘華本人，還是對於轉型期的先鋒作家群來說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我看來，《許三觀賣血記》標誌著先鋒作家在文學觀念和審美趣味上已經完成了由濃向淡的轉型，這種轉型可以視做先鋒作家自80年代以來所掀起的文學觀念革命的終結。它提供了先鋒作家告別極端和炫技式寫作的成功範例，它以對簡單和樸素的追求顯示了作家們藝術自信心的增強、藝術能力的提高和藝術心態的逐漸成熟。餘華通過《許三觀賣血記》這樣的文本回擊了文學界對於先鋒作家所謂現實失語和玩弄形式的指責，確證了自己的能力和價值。如果說在80年代初餘華等人對形式的迷戀可以視做他們藝術上不夠自信，以及試圖以誇張的形式掩蓋藝術能力不足的證據的話，那麼此時的餘華已經可以用《許三觀賣血記》理直氣壯地去向文學界挑戰：傳統的形式我同樣可以得心應手地運用，而即使拋卻所有的技術寫作因素，我的文本同樣也能獲得巨大成功。這也就意味著餘華可以擁有這樣的自信：你們所做到的我同樣可以做到，而我可以做到的你們卻未必能夠做到。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不能把餘華的藝術“轉型”簡單地看做一種妥協或媚俗的行為，實際上它不是盲目的慌不擇路的逃亡，而是一種自覺的藝術選擇，是一種藝術的自證行為。另一方麵，藝術回到它的單純和樸素狀態，不是藝術的退化或撤退，而正是作家走向自由境界的一種標誌。因為，對作家來說技術滯後的焦慮固然是一道枷鎖，而為技術所困同樣也是一道枷鎖。《許三觀賣血記》這樣的文本對於技術的遠離實質上是同時拋棄了束縛作家的二重枷鎖，作家此時才真正感受到了主體解放的快樂。在此，我們也應看到，餘華的轉型並不能簡單地看成是對於“技術”的否定與拋棄，也不能看成是對於“先鋒前”藝術形式的複辟，實際上這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正如餘華自己所意識到的，敘述、技術、形式對中國作家決不是可有可無的，他說過：“對現代敘述的了解和慢慢地精通，是我自己的敘述得以完善的根本保證，也使我最大限度地獲得了敘述上的自由”，“我感到今天的寫作不應該是昨天的方式，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讓現代敘述的技巧，來幫助我達到寫實的輝煌”。如果沒有了先鋒寫作階段餘華對於現代技術的“精通”與實踐，我們很難想象他會有《許三觀賣血記》所代表的藝術轉型的巨大成功。同時，餘華的“轉型”並沒有與他從前的寫作一刀兩斷，如果說他先鋒時期的寫作是出於對文學可能性的追求的話，那麼他的“轉型”也正是挖掘藝術可能性的一種方式。也就是說，“轉型”對於餘華也同樣隻是一種可能性，隻是一種藝術探索的階段性嚐試，它不應該也不可能是藝術的終點。我們不能把它絕對化、神聖化，不能把它視為藝術發展的唯一方向。如果我們從餘華“轉型”的成功形而上地得出對80年代文學實驗全盤否定的結論，那可能就是中國文學的真正災難。因為，至少在我看來，中國作家“技術補課”和“形式補課”的任務還遠沒有完成，中國文學局麵的真正改觀離不開藝術的、語言的和技術的“大換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