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與市》的先鋒性當然並不僅僅體現在其文體和形式領域，盡管在這個領域劉已經把80年代以來的中國先鋒敘事推進到了一個登峰造極的境界。我覺得，如果僅此而已，劉JrK還不足以與80年代的先鋒派區別開來，《城與市》與其他先鋒文本比也不過是五十步與一百步的關係而已。某種意義上，如果《城與市》的先鋒價值不能延伸到意義領域，那麼我們就仍然有理由對其先鋒性表示懷疑。所幸的是，劉烙以他的深度精神探索消解了我們的疑慮，我們看到，作家在建構新型小說的同時，還在努力建構著小說與人的關係、小說與世界的關係以及人與世界的關係。在這部小說裏所有的“形式”都是思想和精神的折射，所有的“技巧”都有著人性的或靈魂的內涵，它的“重量”非一般小說可比。正因為如此，我不願意從“主義”的角度來談論這部小說，雖然《城與市》在“解構”、“拚貼”、“平麵化”等等方麵都能找到與“後現代主義”理論的契合之處，但是僅僅把它歸結為“後現代主義”又顯然是簡單化了的。在我看來，無論是現代主義，還是後現代主義，它們都與小說本身存在顯而易見的距離，對這些理論標簽的濫用，不但不能揭示小說的真實價值，相反，它可能恰恰會遮蔽小說的價值。
當然，我們在這裏強調《城與市》的意義價值，並不是要給《城與市》以“主題定位”或“主題分析”。因為我們知道，“主題性寫作”恰恰就是劉惜所致力顛覆、懷疑和否定的。通常說來，“主題”是外在化的，它幾乎先文本而生，又遊離在文本之外，它幾乎與精神或思想無關。而“意義”則是完全相反的一個範疇，它對應於人的內心和文本的內部，它不是外在化的，它是純粹的思想與精神的內化。明確了這樣的區分，我們對於《城與市》意義景觀的分析就不會構成對藝術價值的輕視或傷害。在我看來，《城與市》的意義“重量”首先來自其巨大的寓言性。這是一部充滿了寓言和隱喻意味的小說，紛繁複雜的寓言意象把小說帶人了一個奇特的意義世界。在小說中“城與市”是一個整體性的大寓言，它是人類生存世界的巨型象征。“城與市”是人類夢想、欲望的集結地，但卻是人類精神的墓地，它是一個精神與靈魂的“圍城”，隱喻著人類無法克服的生存困境與生存悖論。而小說賦予城市的名字“O”更是一個巨大的隱喻。O是一個封閉的格局，它既似人類精神的囚室，又象征著人類的某種不可抵擋的宿命與輪回。在小說中，我們看到所有的人物其實都被它淹沒、吞噬了，0是一張罪惡的大嘴，它吞沒一切，但人類卻幾乎沒有與之對抗的力量。作家在這裏表達的正是對於文明和人類前途的憂慮。另一方麵，如上文說過的，小說中的人物全都是符號化的人物，他們身上的隱喻、寓言特征同樣十分明顯。正如小說中所說的，“他們是城市裏單個的符號，我把這些符號編碼，組成一個係統，一個城與市的結構，一個城與市的意象，一個城與市的多種可能性，一個城與市的神秘謎語”。拿文、祥、冬三個人來說，按照作家的構想：“祥，沉思，文，憂鬱，冬，世俗。”但實際上，他們並不是具體的“個人”，他們是城市的“細胞”與“意象”，是“性格的幻象”，他們寓言的其實正是當今人類的生存狀況與精神狀態，他們是所有的人類的象征。
《城與市》的先鋒性當然並不僅僅體現在其文體和形式領域，盡管在這個領域劉已經把80年代以來的中國先鋒敘事推進到了一個登峰造極的境界。我覺得，如果僅此而已，劉JrK還不足以與80年代的先鋒派區別開來，《城與市》與其他先鋒文本比也不過是五十步與一百步的關係而已。某種意義上，如果《城與市》的先鋒價值不能延伸到意義領域，那麼我們就仍然有理由對其先鋒性表示懷疑。所幸的是，劉烙以他的深度精神探索消解了我們的疑慮，我們看到，作家在建構新型小說的同時，還在努力建構著小說與人的關係、小說與世界的關係以及人與世界的關係。在這部小說裏所有的“形式”都是思想和精神的折射，所有的“技巧”都有著人性的或靈魂的內涵，它的“重量”非一般小說可比。正因為如此，我不願意從“主義”的角度來談論這部小說，雖然《城與市》在“解構”、“拚貼”、“平麵化”等等方麵都能找到與“後現代主義”理論的契合之處，但是僅僅把它歸結為“後現代主義”又顯然是簡單化了的。在我看來，無論是現代主義，還是後現代主義，它們都與小說本身存在顯而易見的距離，對這些理論標簽的濫用，不但不能揭示小說的真實價值，相反，它可能恰恰會遮蔽小說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