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輯
我們與他們
我們時代的文人
在我們置身其中的這個各種各樣的文化碎片隨處播散的商業時代，欲望和文化的聯姻無疑正在製造20世紀以來中國大地上最為觸目驚心的一場精神裂變。在這樣的時代裏文化無限地膨脹著，它滲透進了我們日常生活包括吃、喝、拉、撒在內的一切世俗層麵，但同時，文化也正在其聲勢浩大的普及聲浪中走向死亡，它已經喪失了其原有的一切精神屬性而日益淪為一種物質性的存在。我們完全可以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描述、再現和命名我們時代的悲劇性文化景觀，但我覺得，無論從什麼意義上說，“文人”的缺席都已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無法跨越的沉重一頁。不錯，在我們時代有多如牛毛的各種各樣不同名目的“作家”，他們正在以他們的筆或電腦塗抹著一個紛亂的時代。然而，從精神意義上來說這些同樣以文字的方式進人社會的“作家”已不是我們話語和經驗期待中的“文人”，而是事實上的“文人”背叛者了。
在我的理解中，“文人”並不隻是一個與文字有關的純粹職業化的命名，它還寓含著一種生命方式、一種精神狀態和一種生存態度。在這個意義上，大眾視野中的“寫作”以及“吟詩作賦”之類並不能準確指稱“文人”這個特定語符的精神內涵。首先，“文人”應是一群在社會邊緣處生存的文化獨行者的命名，他們遠離“廟堂”和任何意識形態中心，以絕對個性化的話語和文本與主流話語形成對峙，其次，“文人”保持“邊緣”、“廣場”和民間的立場，但他們的精神存在又是否定、批判和超越世俗的，他們的“清高”聲音天然地滋生於民間大地卻又絕非是民間話語的重複和演繹，更沒有被民間話語所淹沒，再次，“文人”自我生命的呈現方式以對自由的追求和個性的張揚為最高目標，人生和藝術的統一、言與行的統一、精神的超拔和審美上的自由的統一構成了對於“文人”的經典闡釋。總之，“文人”在它漫長的曆史中已形成了其獨特的話語傳統、價值體係和世界圖式。在“文人”的詞典裏，有“鬥酒詩百篇”的李白，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有視權貴如草芥的阮籍、稽康，有餓死不吃美國糧的朱自清，也有“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魯迅……這些“文人”或以他們的絕對、或以他們的瀟灑、或以他們的偏執、或以他們的氣節繪製了中國文化的另一麵精神版圖，並為我們源遠流長的人文傳統注入了永遠新鮮的血液。
無疑，“文人”最可寶貴的就是他們的“真”，“率真”和“任性”可以說是對於文人性格的絕好概括。在此意義上，他們的瘋，他們的傻，他們的癡，他們的愚，他們的執，他們的怪，甚至他們的無法理喻都有著濃烈的“真氣”，這使得“文人”哪怕如孔乙己一樣有著檻褸的衣衫、肮髒的麵孔卻也透著一份可愛。與“真”相聯係，“文人”的性格、生命和生存方式又總是鮮活地流淌於他們的話語和文字中，所謂“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等等在真正的文人這裏都是一種觸手可及的真實而不是虛妄的斷語。拿這樣的標準來比照當今的“作家”，其結果實在令人沮喪。我們時代的寫作者們第一背叛的就是“真”。有人說“作家”就是“作假”，這話雖然殘酷，卻絕非毫無根據。當“作家”們在世俗的河流中暢遊時，他們已經習J噴於各種各樣的美麗麵具，而對自己原有的粗糙麵皮不屑一顧了。他們仍會喊出“精神”、“道德”這樣美麗的口號，但這些口號也僅僅隻限於文字，已遠沒有魯迅當年“救救孩子”的真切和沉痛了，甚至喊口號本身也已經成了一部分作家的生存策略，即使不是為了迎合權力話語，也很難說沒有為了成名而自我偽飾嘩眾取寵的嫌疑。在這裏，他們的清高是假的，操守是虛的，氣節是假的，憂患是虛的，乃至他們講話的表情1聲嘶力竭的聲音、花裏胡哨的文字也全都是值得懷疑的。相對而言，他們對於成名的焦慮是真的，對於地位的維護是真的，對於金錢的追逐是真的。君不見，那些新老“作家”正紛紛投身熒屏搔首弄姿嗎？君不見，那些大腕“作家”為了千字百元或更多的稿費正以相同的豆腐塊文字招搖於大江南北的各種小報嗎？我不知道，這些文壇鬼魅在我們時代的複活究竟意味著什麼。但我敢肯定，至少他們已經徹底篡改了我們記憶中的“文人”形象。真正的“文人”在當今時代也已成了一種遙遠的夢想僅能供我們傷感地緬懷或回想了。
八十年前，魯迅麵對“五四”落潮之際知識分子和文人階層“有的高升，有的退隱”的分崩離析狀態，曾痛心疾首地發出了對於“真的猛士”的呼喚。曆史已經翻過20世紀的最後一頁，但世紀之初的文化分裂景象卻以一種悲劇性的輪回方式再一次往臨了我們這個貧乏的時代。此時，魯迅的聲音已是一種遙遠的絕響，我們又依仗什麼去為那些缺席的“文人”招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