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畢飛宇來說，“曆史”的錯位情境和“世俗”人生錯位情境的挖掘並不是其小說的根本目的，對於世界與人的哲學把握、對於曆史與現實“錯位情境”背後的“哲學語態”和“意義錯位”狀態的發現才是其小說最基本的主題線索。不過，畢飛宇的“哲學語態”與前麵我們分析的“世俗語態”和“曆史語態”並不具有分類學的意義，也不具有時間的先後意義，而是處於一種共時性的結構狀態中。“哲學語態”是對於“曆史語態”和“世俗語態”的一種抽象與升華，是畢飛宇小說的藝術目標與理想歸宿，實際上三者是密不可分地膠合在一起的。因此，在他小說的“曆史語態”和“世俗語態”背後實際上都隱含著“哲學語態”的“深度模式”。這種特征從最表層意義上來看，直接體現在畢飛宇小說的敘述人設置和敘述語式上。他的小說的“敘述人”大都是一些喜歡沉思冥想、追根問底的“學者”型知識分子，他們總是會在小說中不時跳出“故事”之外直接表達自己對於世界、人生、曆史、時間等等的“哲學化思想”。比如，在他的文本中我們會時常讀到這樣的文字：“拯救揚子島人的命運與揚子島人自身的命運之關係，頗似於曆史之於時間的關係。不論曆史往哪個方向延伸，時間總是不慌不忙地按照自身的速度往前走。時間蘊含著曆史，而曆史時常錯誤地以為自己操縱著時間的走向。說到底，時間的人化才成了曆史，換言之，曆史隻不過是時間的一種人格化的體現。宇宙中，真正的、合理的生命其不可逆的唯一形式隻有一個：時間。時間，作為空間的互逆表現，是一種絕對的存在與絕對的真而曆史，隻不過是時間的一節大便，曆史所提供的空間，則被時間邏輯界定為這種大便的廁所”（《孤島》），“知音相遇作為一種尷尬成了曆史的必然結局。賣琴人站在這個曆史垛口，看見了風起雲湧。曆史全是石頭，曆史最常見的表情是石頭與石頭之間的互補性裂痕。它們被胡琴的聲音弄得彼此支離，又彼此綿延，以頑固的冰涼與沉默對待每一位來訪者。許多後來者習慣於在廢墟中找到兩塊斷石，耐心地接好，手一鬆石頭又被那條縫隙推開了。曆史可不在乎後人遺憾什麼，它要斷就斷”（《賣胡琴的鄉下人》），“曆史的敘述方法一直是這樣，先提供一種方向，而後補充。矛盾百出造就了曆史的瑰麗，更給定了補充的無限可能。最直接的現象就是風景這邊獨好。從這個意義上說，補敘曆史是上帝賜予人類的特別饋贈”（《充滿瓷器的時代》），“信仰淪喪者一旦找不到墮落的最後條件與借口，命運會安排他成為信仰的最後衛士”（《因與果在風中》），“‘厭倦’在初始的時候隻是一種心情，時間久了，‘厭倦’就會變成一種生理狀態，一種疾病，整個人體就成了一塊發酵後的麵團，每時每刻都有一種向下的趨勢，軟綿綿地坍塌下來”，“遊戲實在就是現世人生，它設置了那麼多的‘偶然“遊戲的最迷人之處就在於它更像生活，永遠沒有什麼必然”（《那個夏天那個秋季》）。我們當然承認這些具有“思想火花”性質的敘述文字對於深化作品思想意蘊和精神主旨的特殊價值，但同時這種“哲學語態”實際上也為畢飛宇的小說在藝術上設置了兩個難題：一是觀念化問題，一是感性與理性、經驗與哲學的遊離問題。應該說，在畢飛宇一部分小說中這兩個問題是明顯存在的，敘述者抒情、議論的衝動多少影響了小說的整體美感。但對這個問題又不能一概而論，同樣是在小說中直接闡述形而上思想，他的“第一人稱”視角和“第三人稱”視角小說的效果就不一樣。“第一人稱”小說由於有著自我體驗性的成分，主人公和敘述者基本上是重合的，其所抒發的哲學就有了感性特征，雖然仍然難免觀念化，但這種觀念化由於與人物的性格、身份、經曆等結合在一起就具有了可信性。而“第三人稱”小說當作家完全從寓言化的視角來表達形而上思索時，其觀念化局限也許會得到有效的克服，但當作家直接如“第一人稱”小說那樣傾訴“思想”時，經驗與哲學、故事與哲學遊離的矛盾就會被彰顯出來。《賣胡琴的鄉下人》等“第三人稱”小說的不足大概就源於此。《孤島》在整體寓言效果的營構上相當成功，具有客觀性的第三人稱敘事語態的貫徹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盡管如此，仍有一些主觀性的敘事成分破壞了小說的藝術諧和，比如，對於小河豚的敘述：“她不懂做作也不會做作。在她身上，一切都是自然的J膺懂的，道德、規矩、社會、倫理……這些與她無關，從生出來那一天就與她無關。她不需要明白這些，她隻是一個女孩。完全的、徹底的、同時也是完整的女孩。”我能理解作家對於女主人公的喜愛，但是這種迫不及待的“定性化”的敘述實在是與整部小說寓言氛圍不諧和的敗筆。相反，上麵我們分析過的《是誰在深夜說話》以及長篇新作《那個夏天那個秋季》則是畢飛宇以“第一人稱”進行“形而上”敘述最成功的小說。在《那個夏天那個秋季》中作家敘述主人公耿東亮在現代社會的自我迷失和人性異化，第一人稱的自述中個體的體驗、困惑、疑慮與他獨特的經曆和故事緊緊迭合在一起，“形而上”的思想已溶人了主人公的夜遊、哭泣、呼喊，甚至身體的每一次疼痛體驗中。耿東亮不是一個“哲學家”，但是他用他的語言、他的世俗舉止、他的身體在具體演繹著西方現代主義和存在主義的哲學主題。作家在這部小說中對於“形而上”思想的世俗化和本土化闡釋自然而不突兀，應該說是他多年探索的一個成功結晶。盡管這部小說的單薄容量與單薄結構似乎還不足以支撐一部長篇小說，但至少從形而上主題表現的角度來看，畢飛宇完成了他的一次艱難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