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新的先鋒品格
長期以來，我一直是呂新小說的追逐者。他的《南方遺事》、《中國屏風》、《撫摸》等小說曾一次又一次地帶給我“致命的誘惑”。雖然許多時候，他的極端和詭異會令我茫然失措無法言說，但這絲毫不妨礙我從他那裏獲得頓悟與力量。穿越呂新的語言叢林，那是一種真正飛翔的感覺，它讓浮躁的心靈歸於沉靜，讓混沌、沉滯的俗世一步步遠遁，讓遙不可及的神性在語言中夢幻般地在臨。也許，對於過於“龐大”的中國文壇來說，呂新真的很渺小和微不足道。但是我始終堅信，呂新是一個能夠呈現文學史“意義”的作家，這種“意義”即使在當下被忽略和掩蓋，也必定會在將來大放光芒。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呂新的獨特性至少體現在兩個層麵：其一，他是一個真正具有“先鋒”品格的作家。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降，馬原等人發動的先鋒小說運動，雖然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當代文學的麵貌，但卻因為“形式主義”和“西方化”而被中國文學界視為“移來的花朵”，屢遭垢病。然而，如果我們能平心靜氣地看問題，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如果沒有這個以“形式主義”和“西方化”為標誌的先鋒小說運動，中國當代文學的步伐就不會如此的果斷和快捷。對中國文學來說，“形式”確實是一個命門，我們的文學從來不缺少生活，不缺少思想，不缺少深度，但唯獨“藝術形式”非常滯後。“形式”不僅是形式，它其實是與藝術創造力、藝術創新、藝術思維、藝術觀念緊緊相連的。呂新是先鋒小說運動中一個異常堅定而持久的藝術存在。他的語言，他的想象，他對形式的敏感都使他在先鋒作家中獨樹一幟。更重要的是他從來也沒有表現過對先鋒的懷疑與動搖。他是少數幾個能貫穿80，90年代的先鋒寫作者，在先鋒運動早已是風流雲散的今天，呂新、劉烙等人對先鋒的堅持尤其令人尊敬。因為，這才是一種非功利的、純粹意義上的“先鋒”，是擺脫了“運動”意味的具有個人J險的“先鋒”，他們使80年代的“先鋒”寫作沒有因大多數作家的轉向而夭折，而是有了一個持續性的“曆史”，有了一種健康發展的可能。我始終堅信，一個不能形成曆史的文學必然是短命的文學。如果說80年代的那撥先鋒作家難免有某種功利性、姿態性、模仿性甚或時尚性（在中國先鋒能成為一種時尚確實是一樁令人悲哀但又無可奈何的事情）的話，那麼，呂新對他們的超越在我看來是顯而易見的，他不是穿著“先鋒”衣衫到處招搖的行為藝術家，也不是在“先鋒”之船上隨波逐流的匆匆過客，所有的一切在他這裏都是內在的，與信仰或生命有關的。先鋒的血液泊淚流淌，那聲音分明是清晰而震撼人心的。正因為這樣，他不會蛻變（如蘇童），也不會訣別（如孫甘露），他始終堅定著他的信仰，領悟和諦聽著先鋒的天籟。不管我們今天怎麼看待和評價“先鋒”，但至少從呂新這裏，我們看到了對於自我、對於先鋒一往無前的信心，看到了先鋒血脈生生不息的精神軌跡。其二，他是一個具有深厚本土體驗和文化體驗的作家。在一般的觀點中，先鋒寫作總是具有某種顯而易見的舶來品特征。作為一個陌生的闖人者，它似乎天然地遊離於中國文學的傳統之外，武斷而粗暴地製造著中國文學的“斷裂”，永遠也無法融人中國文學的血統並真正地生根發芽。然而，這一切在呂新這裏發生了動搖。呂新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不是“漂”在空中，而是紮根在“泥土”中的“先鋒”圖式。呂新的先鋒寫作當然也離不開“形式”，但是他的“形式”不是漂浮和虛無的，它有著堅實的鄉土中國內涵，有著濃鬱而強烈的本土體驗。我想，這是呂新與中國作為“類”的先鋒寫作者的根本區別。與大多數依賴“洋奶”寫作的作家不同，呂新是有根的，豐厚的本土民間資源和凝重的三晉文化傳統支撐著他的先鋒寫作。某種意義上，我敢說呂新對山西文學尤其對主流的“山藥蛋”派文學傳統來說絕對是一個“另類”。但是這種“另類”又不是“天外來客”式的另類，相反它恰恰是在傳統的內部裂變、孕育、升騰而出的“另類”，堅實的土地、喧騰的民間仍然是這個“另類”不可或缺的資源。我不敢想象離開了“山西”背景的呂新會是怎麼樣一種狀態，但我能想象沒有了呂新的“山西”文學的缺憾，因為呂新呈現了一種新的可能，一種新的參照，它不僅有助於防止主流文學範式陷入慣性和僵化，而且還標示了文學傳統在否定和背棄中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與再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