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鬥是一個敏感而坦誠的作家，他的小說總是毫不留情地在完成著對自我的呈現、追問與解剖。他的小說有不同的主人公、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故事，但在這所有的一切背後都無一例外地盜立著一個或迷茫、或焦慮、或困頓的“自我”形象。刁鬥自己說過，他的小說首先就希望“能盡可能地誠實一點，真誠一點”。“我所有的小說實際上寫的就是我自己，我的小說都是我解剖我自己了解我自己的一種手段，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就是一個謎。我覺得我自己就是一個生活的富礦，我把我自己深人明白就非常了不起，我覺得了解我自己了解一輩子都了解不完。”他總是最大限度《麵對心靈的小說遊戲者刁鬥訪談錄》，《作家》2000年6期。地在小說中以藝術的方式敞開和袒露自我麵對世界時的內心困惑與內心不安，並以此傳達對於世界以及對於人本身的一種理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個“自我”既是作家刁鬥真實精神狀態的投射，又是他所有小說中那個貫穿的虛擬主體形象的表征，對它的解讀將是我們進人刁鬥藝術世界的一把有效的鑰匙。
從刁鬥的近期小說來看，它的“自我”主體首先是一個現實世界的對抗者或反抗者的形象，“自我”與世界的緊張對峙關係既是自我內心分裂、精神焦慮的誘因，也是小說內在結構張力和情感張力的根源。盡管如作者所說，“我是生活在想象中的人，我熱衷於幻想，在幻想中感到其樂無窮”，盡管作者承認“麵對現實的許多事情我是采取回避的態度”，但是，“回避”並不是妥協、認同或投降，相反，在心靈層麵和精神層麵上“我又是什麼都不回避，對什麼事都是采取一種敵對的方式去麵對它們，我同它們的關係非常緊張，所以我說我的小說是我的精神自傳，所以我也說我的小說寫作是一種高度個人化的內心體驗”。長篇小說《證詞》中的鐵軍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他拒絕現實、愛情、親情、友誼，甚至還拒絕曆史，盡管他仍然是一個失敗者，但他作為一個反抗者的精神姿態還是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重現的鏡子》中的郭豐、《遊戲法》中的沈陽、《解決》中的嚴鬆和鍾祥等也都是不同類型的反抗者形象，隻不過他們反抗世界的方式不同，有的自殺，有的走向變態和扭曲，有的走向毀滅，但不管怎樣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對“世界”發出的質疑和追問卻是振聾發嘖的。
其次，刁鬥小說的“自我”主體還是一個零餘者或多餘人的形象。刁鬥在談到自己時說：“我給予我自己的定位是一個小知識分子，為什麼這樣說呢，首先我覺得我是一個小人物，其次我還是有一些關懷情感的知識分子，除了關心自己，對於社會人生也有一些關切感，有一些是非觀念，有一些正直的態度，包括對一些終極的東西有興趣。”“我現在是一個小人物，所以我隻能寫小人物。”確實，打開刁鬥的小說，我們會發現他的所以《麵對心靈的小說遊戲者刁鬥訪談錄》，《作家》2000年期。有主人公都是現時代貨真價實的“小人物”，刁鬥對時代和現實的敏感很大程度上就表現在對這些小人物的精神困境和“反常規的生存狀態”的刻畫上。小人物們在當下這個世界中，根本無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們仿佛生活在“生活”或“世界”之外，被拋棄或者毀滅是他們不可抗拒的宿命。《私人檔案》中的幾個不同的“你”，其實正隱喻了這種零餘者命運的普遍性。無論老和少，男和女，也無論是人生的何種階段，但結局是注定了的。麵對“世界”的巨大壓力，“小人物”們從積極的意義上說，當然可以選擇反抗或對峙，但這種反抗與對峙如果不是徒具一種“姿態”，那麼其代價總是慘烈的。《證詞》中的鐵軍隻能再度成為“毒犯”，《重現的鏡子》中的郭豐隻有選擇“自焚”，《罪》中的“我”和李映輝所能做的隻有“逃跑”，而《想像的可能》中“我”的殺害兒子和《回家》中“我”的落人“縹娟陷阱”都可以說是一種必然。對於刁鬥小說中的這些小人物和零餘者來說，在與強大的“世界”對峙中落荒而逃也許是唯一的選擇，但是他們又能逃到哪裏去呢？世界是一張網，人在它麵前是那樣的渺小和無奈，《罪》中的李映輝逃到“海南”其實是逃向了一個“深淵”，這說穿了也正是郭豐逃亡前景的一個預言。現實的逃亡之路被封堵了，也許，還有另一條路，那就是逃向心靈，逃向人的精神世界。但刁鬥同樣也堵死了這條通道。《證詞》中的鐵軍妄想“獨善其身”實現人格的自我完善，但他的“世外桃源”“人與書書屋”卻是一個罪惡的淵蔽，《重現的鏡子》試圖還原郭豐的人格形象，但經過小說中眾多人物的重構郭豐的麵影卻更模糊了，《古典愛情》所苦心構築的導師的“古典愛情”，不但不具有精神拯救的意義，反而被證明是一場騙局，《人類曾經有多少種性別》中金玲對於“同性愛情”的嗬護最後也隻能以一場現實的“謀殺”收場。此時，留給“小人物”的大概也就僅剩了最後一條路了，那就是絕望的崩潰與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