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到，在李洱的筆下，知識分子曾引為自豪的所謂主體性已經徹底煙消雲散了。在《導師死了》中，我們固然體味到了吳之剛教授主體性淪喪的巨大悲哀，而“導師的導師”常同升教授“又聾又啞”，其發號施令的權威性和主體性又何嚐不是可疑而虛假的呢？《錯誤》中的張建華副教授離婚後的生活單調平淡如死水一潭。某一天突然因收到了一個女人的信而稍起波瀾。他渴望女人能在信中描述他想象中的“英雄”一豔史以喚起自己失落的主體性，但女人卻贈予了他“最純潔的人”的榮譽稱號，這無疑宣判了可憐的張建華作為一個男人的“死刑”。《威脅》中的詩人周林似乎滿腹經綸，但當家庭和生命安全遭到“威脅”時，除了唉聲歎氣之外卻全然沒有了主張，他不但沒有顯示出知識分子的強大主體性，相反倒是呈現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弱者”形象。即使“我”和許傑打腫臉充胖子試圖去化解這一場“威脅”，其結果也隻是落荒而逃。無論是周林，還是“我”和許傑，知識分子那種虛幻的主體性其實根本就無法與強大的現實對話或對抗。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分子主體性喪失的最直接的表征其實就是對現實的“失語”。《饒舌的啞巴》中的大學講師費定對講課充滿近乎變態的熱情和欲望，但很不幸，他的精心備課和滔滔不絕帶給學生的卻是昏昏欲睡和無比厭煩，最終被轟下了講台。而在現實生活中他也同樣失去了自己，他被妻子拋棄卻又糾纏不休，一封封字斟句酌的信換回的是一枚剃須刀片和“查無此人”的退條。他有著強烈的話語欲望，但他的聲音已經無人願意傾聽，他根本就沒有對話對象，即使郵遞員小李這個他硬拉來的聽眾也對他的哆哩鑼嗦和不知所雲充滿反感。他的嘴巴急切地張動著，卻隻扮演了一個“饒舌的啞巴”的悲劇角色，其“失語”的尷尬命運無疑具有顯而易見的象征性。而在《饒舌的啞巴》對知識分子話語的懷疑基礎上，《暗啞的聲音》則進一步對知識分子話語的虛假性和真實性進行辨析。鄧林作為情感熱線的女主持人，擁有廣泛的聽眾，她最擅長的就是以自己的“語言”去排解聽眾的情感問題。但恰恰是這位“語言巨人”卻無法處理自己的情感問題。小說告訴我們，她自己有了外遇，並因此而處於難以克服的情感困境之中。鄧林自己就直言不諱地跟孫良談到了自己話語的“虛假性”：“那些聽眾非常可愛，也非常可憐，因為他們從來聽不到我真正的聲音。”同樣，男主人公孫良作為一個“教書育人”的大學教師，他的話語也具有冠冕堂皇的“大眾導師”性質，他自稱“我是一個人文知識分子，關心的是人的心智發展和人的情感世界”。可在輕鬆迷人的獵豔遊戲之後，麵對鄧林懺悔的眼淚和突然出現的鄧林的丈夫，他所能做的除了束手無策不就是落荒而逃嗎？對他們來說，那些自欺欺人的“大話”也許騙得了別人，卻終究騙不了自己。李洱用“饒舌”來修飾“啞巴”，用“暗啞”來修飾“聲音”，這種“矛盾性”的修辭新鮮機智，確實把知識分子話語的偽飾性給暴露了出來。
我們看到，在李洱的筆下，知識分子曾引為自豪的所謂主體性已經徹底煙消雲散了。在《導師死了》中，我們固然體味到了吳之剛教授主體性淪喪的巨大悲哀，而“導師的導師”常同升教授“又聾又啞”，其發號施令的權威性和主體性又何嚐不是可疑而虛假的呢？《錯誤》中的張建華副教授離婚後的生活單調平淡如死水一潭。某一天突然因收到了一個女人的信而稍起波瀾。他渴望女人能在信中描述他想象中的“英雄”一豔史以喚起自己失落的主體性，但女人卻贈予了他“最純潔的人”的榮譽稱號，這無疑宣判了可憐的張建華作為一個男人的“死刑”。《威脅》中的詩人周林似乎滿腹經綸，但當家庭和生命安全遭到“威脅”時，除了唉聲歎氣之外卻全然沒有了主張，他不但沒有顯示出知識分子的強大主體性，相反倒是呈現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弱者”形象。即使“我”和許傑打腫臉充胖子試圖去化解這一場“威脅”，其結果也隻是落荒而逃。無論是周林，還是“我”和許傑，知識分子那種虛幻的主體性其實根本就無法與強大的現實對話或對抗。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分子主體性喪失的最直接的表征其實就是對現實的“失語”。《饒舌的啞巴》中的大學講師費定對講課充滿近乎變態的熱情和欲望，但很不幸，他的精心備課和滔滔不絕帶給學生的卻是昏昏欲睡和無比厭煩，最終被轟下了講台。而在現實生活中他也同樣失去了自己，他被妻子拋棄卻又糾纏不休，一封封字斟句酌的信換回的是一枚剃須刀片和“查無此人”的退條。他有著強烈的話語欲望，但他的聲音已經無人願意傾聽，他根本就沒有對話對象，即使郵遞員小李這個他硬拉來的聽眾也對他的哆哩鑼嗦和不知所雲充滿反感。他的嘴巴急切地張動著，卻隻扮演了一個“饒舌的啞巴”的悲劇角色，其“失語”的尷尬命運無疑具有顯而易見的象征性。而在《饒舌的啞巴》對知識分子話語的懷疑基礎上，《暗啞的聲音》則進一步對知識分子話語的虛假性和真實性進行辨析。鄧林作為情感熱線的女主持人，擁有廣泛的聽眾，她最擅長的就是以自己的“語言”去排解聽眾的情感問題。但恰恰是這位“語言巨人”卻無法處理自己的情感問題。小說告訴我們，她自己有了外遇，並因此而處於難以克服的情感困境之中。鄧林自己就直言不諱地跟孫良談到了自己話語的“虛假性”：“那些聽眾非常可愛，也非常可憐，因為他們從來聽不到我真正的聲音。”同樣，男主人公孫良作為一個“教書育人”的大學教師，他的話語也具有冠冕堂皇的“大眾導師”性質，他自稱“我是一個人文知識分子，關心的是人的心智發展和人的情感世界”。可在輕鬆迷人的獵豔遊戲之後，麵對鄧林懺悔的眼淚和突然出現的鄧林的丈夫，他所能做的除了束手無策不就是落荒而逃嗎？對他們來說，那些自欺欺人的“大話”也許騙得了別人，卻終究騙不了自己。李洱用“饒舌”來修飾“啞巴”，用“暗啞”來修飾“聲音”，這種“矛盾性”的修辭新鮮機智，確實把知識分子話語的偽飾性給暴露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