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社會形態的研究與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思考密切相關。新中國成立以來不同曆史階段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具體變化,折射出的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辛曆程。通過新中國社會形態史的敘述,展現和論述中國道路的探索曆程,是本書的另一個意旨。

自2004年雷默提出“北京共識”以來,關於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和中國經驗的問題,就成為國內外學界高度關注的熱點並持續至今。30多年時間裏,中國為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換言之,中國道路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什麼?中國問題解決的出路何在?換言之,中國下一步向何處去?在各種不同甚至對立的觀點交鋒的背後,是所依托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差異甚至衝突。

顯然,中國故事如何敘說,構成當代中國學術領域的核心問題和前沿問題。一些人可能已然忘卻了毛澤東在1949年所寫的《唯心曆史觀的破產》中的一段話:“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曆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2010年5月21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主辦,廣東省文化產業研究中心、複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協辦的“社會形態理論與曆史價值觀”高級研討會在廣東汕頭召開。應該說,這次研討會為這一問題的研究明確提供了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關鍵依據,為深化這一問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機,集中反映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理論自覺。中央文獻研究室的《中國道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經典文獻回眸》(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王偉光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與中國發展道路》(《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1期)等眾多著述,證明了這樣的一個道理:隻有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才能對中國道路的實質和內涵作出正確的闡釋,達至本質的程度,形成難以超越的理論穿透力。

以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為指導,本書著力論述以下三個方麵關涉中國道路的問題。

第一,中國發展道路的曆史規定性。當代中國是曆史中國的延續。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成於改革開放的年代,但這一道路的探索要追溯到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對於我們今天正在探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需要置於近代以來中國100多年曆史發展的框架之中進行思考。第一次鴉片戰爭後,隨著中國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中國的先進分子對如何實現民族獨立和如何實現現代化這兩大曆史課題實現了三次重大的理論自覺:第一次重大的理論自覺是認識到民族獨立與現代化的一致性並構成現代化的前提,第二次重大的理論自覺是認識到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的一致性,第三次重大的理論自覺是認識到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的一致性。正是這兩大曆史課題的求解曆程,構成本書的重要內容。

新中國社會形態的研究與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思考密切相關。新中國成立以來不同曆史階段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具體變化,折射出的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辛曆程。通過新中國社會形態史的敘述,展現和論述中國道路的探索曆程,是本書的另一個意旨。

自2004年雷默提出“北京共識”以來,關於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和中國經驗的問題,就成為國內外學界高度關注的熱點並持續至今。30多年時間裏,中國為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換言之,中國道路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什麼?中國問題解決的出路何在?換言之,中國下一步向何處去?在各種不同甚至對立的觀點交鋒的背後,是所依托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差異甚至衝突。

顯然,中國故事如何敘說,構成當代中國學術領域的核心問題和前沿問題。一些人可能已然忘卻了毛澤東在1949年所寫的《唯心曆史觀的破產》中的一段話:“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曆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2010年5月21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主辦,廣東省文化產業研究中心、複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協辦的“社會形態理論與曆史價值觀”高級研討會在廣東汕頭召開。應該說,這次研討會為這一問題的研究明確提供了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關鍵依據,為深化這一問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機,集中反映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理論自覺。中央文獻研究室的《中國道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經典文獻回眸》(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王偉光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與中國發展道路》(《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1期)等眾多著述,證明了這樣的一個道理:隻有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才能對中國道路的實質和內涵作出正確的闡釋,達至本質的程度,形成難以超越的理論穿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