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為指導，本書著力論述以下三個方麵關涉中國道路的問題。
第一，中國發展道路的曆史規定性。當代中國是曆史中國的延續。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成於改革開放的年代，但這一道路的探索要追溯到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對於我們今天正在探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需要置於近代以來中國100多年曆史發展的框架之中進行思考。第一次鴉片戰爭後，隨著中國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中國的先進分子對如何實現民族獨立和如何實現現代化這兩大曆史課題實現了三次重大的理論自覺：第一次重大的理論自覺是認識到民族獨立與現代化的一致性並構成現代化的前提，第二次重大的理論自覺是認識到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的一致性，第三次重大的理論自覺是認識到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的一致性。正是這兩大曆史課題的求解曆程，構成本書的重要內容。
第二，中國發展道路的理論科學性。改革開放以來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運用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成功實踐。事實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新道路的最高範疇”，本身就是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賦予。無論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曆史定位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製定，無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還是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重大舉措，都是在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指導下的正確選擇，都能在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那裏找到最為深刻而有力的理論支撐。
第三，中國發展道路的相對特殊性。隨著經濟全球化在廣度和深度上的展開，每一個民族和國家社會發展特點的變化既受到自身的曆史和國情等因素的內在影響，也離不開其他民族和國家具有自身特點的社會發展過程的影響。把握這一原則非常重要，它要求我們在思考中國道路問題時既注意避免陷入“西方中心論”，視西方發展道路的特殊性為東方國家發展必須遵循的普遍性，又注意避免陷入“絕對特殊論”，以自身發展道路的特殊性拒斥現代化過程中所蘊涵的一般性。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既不能以中國社會的發展特點虛無化西方社會的發展特點，也不能以西方社會的發展特點虛無化中國社會的發展特點，而應在曆史發展過程中把握這兩種特點間的多向度、多層麵的聯係”。
三
新中國社會形態研究的目的並不僅僅停留於新中國社會形態史敘述和中國道路闡釋的層麵，還蘊涵著關於中國問題的辯證分析以及中國道路未來的戰略思考，以上三個方麵的統一全麵反映了本書寫作的初衷。
毫無疑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最高範疇的基礎上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新道路獲得成功的最為關鍵的理論支撐。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在從整體上展現其初級形態社會主義的複雜結構的同時，也深刻地展示出初級形態社會主義的內在矛盾。貧富差距、生態環境等中國問題，正是在這一係列內在矛盾的作用下生成並發展起來的。中國問題的出現表明中國成就是以一係列的代價換取的，這個代價並非無足輕重，它不僅削弱了中國道路肯定性評價的基礎，還造成“中國向何處去”問題的高調出場，導致中國道路的性質和發展方向問題的激烈爭論。中國問題的解決過程就是中國道路的完善過程。對於中國問題的生成，需要從客觀必然性和主觀失誤兩個方麵展開論述，這兩個方麵的論述必須上升到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分析框架之中。顯然，隻有依托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才能為中國問題形成原因和解決途徑的研究提供正確的理論和方法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