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的緊迫任務。中國道路的探索曆程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探索曆程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應該看到,當前中國的理論創新實踐存在著一係列值得憂慮的傾向。這一工作不是打著創新馬克思主義的口號標新立異,招搖過市,嘩眾取寵,所謂創新成果或者毫無創新價值可言,或者已經嚴重脫離了中國的實際需求和人民群眾的立場,實質上嚴重敗壞了馬克思主義的聲譽;也不是打著創新的旗號兜售私貨,根本目的在於改弦易轍,循就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的立場;更不是消極地反映現實,亂貼馬克思主義的標簽,讓思想屈服於現實。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概念本來就不是從書本研究中產生的,而是從中國人民的解放鬥爭的實踐中產生的。這個概念提出的曆史背景和條件,就決定了它的性質和內容,決定了它是一個標誌實踐目的、實踐過程和實踐結果的概念,同時也就邏輯地蘊涵了它的檢驗方式和檢驗標準”。

本書的意旨還在於,以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為指導,通過對中國問題的辯證分析,闡明未來探索的思路與方向。對於理論與實踐之間關係的問題,馬克思說過:“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就此而言,從當下的實際狀況出發,理論創新的出發點決不能僅僅為現實作出正當性的辯護,還必須在理想性的引導下開展批判性的反思,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實踐的規範性要求。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道路探索的核心力量。有學者指出,其實,俄國跨越“資本主義製度的卡夫丁峽穀”的前提是爆發俄國革命,而俄國革命的前提則是俄國共產黨的領導。因此,沒有俄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後的一切都不可能發生。這種情形同樣適合於中國。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現有的一切也不可能發生。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這一力量的狀況決定了中國社會形態變化的可能性方向。作為中國道路的開創者和開拓者,在改革發展處於關鍵時期的曆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有著自身特殊的擔當和使命,由此決定了自身特殊的品質要求。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條件下,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如果不能從整體上保持自身的純潔性和先進性,保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中國道路的探索就有可能偏離正確的方向。

關於本書寫作的緣起,要提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李延明研究員和他主持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課題(A類)“唯物史觀與中國發展道路”。我承擔了其中的子課題“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形態研究”,初稿寫了近10萬字,李老師對之做了認真的審改。後來,我以此為基礎向國家社科規劃辦申報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新中國社會形態研究”,獲得批準。經過幾年的努力,最終形成了25萬字左右的研究成果,成果結項評定的等級為“良好”。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朱佳木研究員認為這一成果“在有關這一領域的研究中不僅有相當的開創性,而且取得了較大的進展”。這些肯定給了我繼續完善成果公開出版的動力。

在李老師主持的重大課題最終成果出版前夕,他建議,我的這一部分書稿將來可單獨出版。這樣,該課題的部分研究成果以《近代中國社會形態的演變》為書名先由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出版。《新中國社會形態研究》一書就成為了《近代中國社會形態的演變》的姐妹篇。在本書修改的過程中,李老師多次打電話詢問修改和出版的情況。衷心感謝他對我的學術研究工作一直以來的關心!

感謝江蘇人民出版社楊建平主任的熱情支持,他積極協調本書申報該社鳳凰文庫。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李景源老師的推薦。在楊建平主任和李景源老師的共同關心與支持下,拙著榮幸地獲得了進入鳳凰文庫的機會。

感謝本書編輯戴亦梁的一再寬容。本書在寫作和修改過程中,還得到了黃誌斌教授、王淑榮教授、沈昕教授和韓小南、樊依頡同學的支持與幫助。書中不當甚至錯誤之處,敬請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