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解決這些矛盾，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革命”的對象主要是抵製超階段推行共產主義的官員以及他們所依托的權力體係。1966年，毛澤東利用群眾對“官僚特權階層”的不滿，與群眾結盟，發起了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即“官僚特權階層”的衝擊。
衝擊首先指向執政黨的機關。1966年下半年，全國掀起“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執政黨的各級組織停止了活動。與此同時，全國出現了成千上萬個以進行“文化大革命”為宗旨和任務的群眾組織。他們任意張貼大字報、集會、遊行、出版報刊。憲法所賦予公民的言論（含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項權利，在此期間得到了比較充分的實現。而與此同時，公民的人身、住宅、財產不受侵犯的權利受到了破壞。
作為最高權力機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1966年7月7日宣布延期召開常委會議以後，實際上也中止了活動，直到1975年1月四屆全國人大召開，才結束了長達九年中斷工作的狀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在十年中始終沒有召開過。
這一時期，在政治形態上的一個突出現象是革命委員會的出現。1967年1月，首先在上海、然後在全國掀起了一場由造反派奪取執政黨和政府各級領導權的“全麵奪權”運動。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在全國各地產生了由“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人民解放軍當地駐軍的代表、革命領導幹部組成”的“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作為一種代替原有政權機構的新的臨時權力機構。經過20個月的幾次反複，1968年9月，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先後成立革命委員會。隨後，地區、縣也陸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集黨政大權於一身，實際上大多是軍隊幹部主持工作，形成黨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領導體製。這樣，就在群眾運動“大民主”的基礎上，實現了更高程度的集權。
1969年中共“九大”以後，中國共產黨重新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組織，恢複了大多數黨員的組織生活。毛澤東的“五十字建黨綱領”強調：“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不難看出，毛澤東始終堅持把政黨看成是政治組織，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被消滅、階級鬥爭隻在一定範圍內存在的社會主義條件下，仍然把“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作為建黨的唯一宗旨。
2.社會意識狀況
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毛澤東便把如何在思想上根除一切剝削階級的社會意識，如何避免資產階級再生和資本主義複辟，作為自己和全黨的主要課題。從整風到反右派再到“四清”等一係列批判運動，都體現了這一點。“文化大革命”的動機也是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伴隨著對原有的權力體係的衝擊，在社會意識領域中堅持超階段實行共產主義的主張也壓倒了反對這樣做的主張。
為了解決這些矛盾，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革命”的對象主要是抵製超階段推行共產主義的官員以及他們所依托的權力體係。1966年，毛澤東利用群眾對“官僚特權階層”的不滿，與群眾結盟，發起了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即“官僚特權階層”的衝擊。
衝擊首先指向執政黨的機關。1966年下半年，全國掀起“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執政黨的各級組織停止了活動。與此同時，全國出現了成千上萬個以進行“文化大革命”為宗旨和任務的群眾組織。他們任意張貼大字報、集會、遊行、出版報刊。憲法所賦予公民的言論（含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項權利，在此期間得到了比較充分的實現。而與此同時，公民的人身、住宅、財產不受侵犯的權利受到了破壞。
作為最高權力機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1966年7月7日宣布延期召開常委會議以後，實際上也中止了活動，直到1975年1月四屆全國人大召開，才結束了長達九年中斷工作的狀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在十年中始終沒有召開過。
這一時期，在政治形態上的一個突出現象是革命委員會的出現。1967年1月，首先在上海、然後在全國掀起了一場由造反派奪取執政黨和政府各級領導權的“全麵奪權”運動。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在全國各地產生了由“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人民解放軍當地駐軍的代表、革命領導幹部組成”的“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作為一種代替原有政權機構的新的臨時權力機構。經過20個月的幾次反複，1968年9月，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先後成立革命委員會。隨後，地區、縣也陸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集黨政大權於一身，實際上大多是軍隊幹部主持工作，形成黨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領導體製。這樣，就在群眾運動“大民主”的基礎上，實現了更高程度的集權。
1969年中共“九大”以後，中國共產黨重新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組織，恢複了大多數黨員的組織生活。毛澤東的“五十字建黨綱領”強調：“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不難看出，毛澤東始終堅持把政黨看成是政治組織，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被消滅、階級鬥爭隻在一定範圍內存在的社會主義條件下，仍然把“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作為建黨的唯一宗旨。
2.社會意識狀況
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毛澤東便把如何在思想上根除一切剝削階級的社會意識，如何避免資產階級再生和資本主義複辟，作為自己和全黨的主要課題。從整風到反右派再到“四清”等一係列批判運動，都體現了這一點。“文化大革命”的動機也是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伴隨著對原有的權力體係的衝擊，在社會意識領域中堅持超階段實行共產主義的主張也壓倒了反對這樣做的主張。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彙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成為“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導火線。這篇文章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史學家吳晗，認為其所著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這種階級鬥爭的反映。到1966年初，這一批判發展到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形成思想文化領域廣泛的批判運動。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的標誌。兩個會議先後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是具有指導性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