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滋長的中國問題正是和社會生產力的巨大增長以及經濟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一起進入新的世紀的，這是無法回避的一個社會現實。應該清醒地看到，在短短30多年時間裏，中國就由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成長為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大的國家之一。有外電指出，目前中國的基尼係數已達0.57。在2011年9月7日公布的胡潤富豪榜上，2011年中國財富在10億美元以上的富豪有271名，而2009年為129名。僅僅兩年時間，財富在10億美元以上的富豪人群就翻了一番。目前中國億萬富豪人數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的400多名。30多年的改革驗證了這樣的一個道理，即經濟增長的成果並不一定自發地賦予社會各階級階層成員，在經過改革開放初期社會各階級階層共享改革成果的短暫蜜月之後，全社會目睹了發展成果在社會各階級階層成員中不合理分配的形成和發展。有社會學者研究的結果表明，當前的問題不僅僅體現在收入差距擴大上，而且體現在更廣泛的利益分化上。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利益分配格局實際上出現了明顯的兩極化趨勢。這一時期，向下流動和向上流動的可能性都變得異常明顯。“如代內向上流動率從20世紀80年代的18.7%上升到1990年到2001年的30.5%，淨增了11.8個百分點；同期代內向下流動率從11.5%增加到23.6%，淨增了11.1%。”大規模的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改製、城鎮建設等，製造了3000多萬下崗工人、5000多萬失地農民，而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成為向下流動的主力。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問題高級研究院中國項目主任戴維·蘭普頓對於中國問題有一個非常典型的說明：“中國領導人實際上需要管理四個中國，即：非常富裕的中國，比較富裕的中國，不太窮的中國以及非常窮的中國。”
與懸殊的貧富差距相聯係的，是當前中國社會道德體係的嚴重危機和人與自然關係的日趨緊張。新加坡一位學者認為，GDP主義產生的GDP可以估算，但沒有任何辦法來估算GDP主義的社會成本。很多人已經明白GDP主義所產生的一係列負麵的社會效果，例如收入分配不公平、社會分化、勞工權利得不到保障、環境惡化等。但最大的社會成本莫過於社會道德體係的解體了。有關資料表明，1949年以來，中國還從來沒有麵臨今天這樣嚴重的環境危機：全國大麵積土質退化，沙化總麵積為174萬平方公裏，占全國土地麵積近兩成，並以每年3400平方公裏的速度擴展。20世紀90年代，由於環境汙染造成的損失估計為每年將近2000億元甚至將近3000億元，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估計為3%到將近7%不等，這就抵消了相當一部分經濟增長的實際成就。改革開放以來GDP的增長確實令世界矚目，也確實標誌著我國現代化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如果進行深層次考察的話，20多年來我國經濟的高增長，部分是靠資本投入、消耗資源來驅動的。1單位（千克石油當量）能源消耗在我國僅僅創造不到0.7美元GDP，世界平均為3.2美元，日本已經達到10.5美元。與社會貧富差距相比較，社會道德和人與自然關係的重建，應該是中國問題更為深刻的內容。原因很簡單，這些問題中任何一個問題的解決，都不是單憑主觀而能迅速改善的，需要更長時間的努力。
不斷滋長的中國問題正是和社會生產力的巨大增長以及經濟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一起進入新的世紀的，這是無法回避的一個社會現實。應該清醒地看到，在短短30多年時間裏，中國就由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成長為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大的國家之一。有外電指出，目前中國的基尼係數已達0.57。在2011年9月7日公布的胡潤富豪榜上，2011年中國財富在10億美元以上的富豪有271名，而2009年為129名。僅僅兩年時間，財富在10億美元以上的富豪人群就翻了一番。目前中國億萬富豪人數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的400多名。30多年的改革驗證了這樣的一個道理，即經濟增長的成果並不一定自發地賦予社會各階級階層成員，在經過改革開放初期社會各階級階層共享改革成果的短暫蜜月之後，全社會目睹了發展成果在社會各階級階層成員中不合理分配的形成和發展。有社會學者研究的結果表明，當前的問題不僅僅體現在收入差距擴大上，而且體現在更廣泛的利益分化上。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利益分配格局實際上出現了明顯的兩極化趨勢。這一時期，向下流動和向上流動的可能性都變得異常明顯。“如代內向上流動率從20世紀80年代的18.7%上升到1990年到2001年的30.5%，淨增了11.8個百分點；同期代內向下流動率從11.5%增加到23.6%，淨增了11.1%。”大規模的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改製、城鎮建設等，製造了3000多萬下崗工人、5000多萬失地農民，而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成為向下流動的主力。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問題高級研究院中國項目主任戴維·蘭普頓對於中國問題有一個非常典型的說明：“中國領導人實際上需要管理四個中國，即：非常富裕的中國，比較富裕的中國，不太窮的中國以及非常窮的中國。”
與懸殊的貧富差距相聯係的，是當前中國社會道德體係的嚴重危機和人與自然關係的日趨緊張。新加坡一位學者認為，GDP主義產生的GDP可以估算，但沒有任何辦法來估算GDP主義的社會成本。很多人已經明白GDP主義所產生的一係列負麵的社會效果，例如收入分配不公平、社會分化、勞工權利得不到保障、環境惡化等。但最大的社會成本莫過於社會道德體係的解體了。有關資料表明，1949年以來，中國還從來沒有麵臨今天這樣嚴重的環境危機：全國大麵積土質退化，沙化總麵積為174萬平方公裏，占全國土地麵積近兩成，並以每年3400平方公裏的速度擴展。20世紀90年代，由於環境汙染造成的損失估計為每年將近2000億元甚至將近3000億元，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估計為3%到將近7%不等，這就抵消了相當一部分經濟增長的實際成就。改革開放以來GDP的增長確實令世界矚目，也確實標誌著我國現代化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如果進行深層次考察的話，20多年來我國經濟的高增長，部分是靠資本投入、消耗資源來驅動的。1單位（千克石油當量）能源消耗在我國僅僅創造不到0.7美元GDP，世界平均為3.2美元，日本已經達到10.5美元。與社會貧富差距相比較，社會道德和人與自然關係的重建，應該是中國問題更為深刻的內容。原因很簡單，這些問題中任何一個問題的解決，都不是單憑主觀而能迅速改善的，需要更長時間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