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民與匍伏在角色規定下的“四民”不同。他們脫離了社會秩序、失去了角色位置 (許多遊民無妻無子，也沒有人夫、人父的職責)。他們是沒有根柢，隨著時勢浮沉遊蕩的一群。他們沒有地位，失去了社會的尊重；他們很少有文化教養，因此也就沒有文飾的習慣。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蓋的心態、性格、觀念，而在遊民看來根本沒有掩飾的必要。因此在遊民意識中往往赤裸裸地表現出中國文化傳統的陰暗麵。這一點必然與社會形成尖銳的衝突。當時的最高文明就是儒家文明，脫離了這個文明實際上是走向野蠻。
遊民意識的另一個特點則是缺少執著的理想，遊移於是是非非之間；或者說沒有固定的價值觀念、一切隨緣而定。這一點與遊民缺少生存保障有關。
存在決定意識。人與人群的性格、思想意識歸根結底是由其經濟地位與獨特的生活道路決定的。孟子早就說過：“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他對脫離固定產業的人們不肯認同正統意識形態表示憂慮。但他又說：“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惟能。” (《孟子·梁惠王上》) 實際上這也是不可能的。春秋戰國時期“無恒產”而有堅定信念的士人也是極少數。大多數士人缺少超越個人需要的追求。戰國時活躍在列國政壇的策士，哪個有一以貫之的主張？都是以能夠聳動人主，從而使自己得到高官厚祿為目的。隻要能逞誌於一時，對於持何種主張是不太計較的。像商鞅、韓非那樣的法家學派大師都要揣摩人主心理，從而投其所好，說以能為之首肯的理論，何況蘇秦、張儀、範雎、蔡澤之流呢？這些縱橫捭闔之士除了求寵固位外，在理論觀念上毫無定見，而且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莊子看慣了這些，稱之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在無是非觀的影響下，本來十分注重理想信念的兩大人世學派——儒家與墨家的末流也在世俗化、遊士化。荀子的《非十二子》篇中就對“無禮儀而權勢之嗜者”進行了揭露與抨擊。《莊子》中還寫了個儒生“以詩禮發塚”(唱著詩幹偷墳掘墓) 的故事。“詩”與“禮”這些被儒家崇奉為人類文明的最高體現竟被挖墳盜墓者用作點綴。墨子之徒本為俠之祖。魯迅指出戰國以後“老實”的俠死完，“留下取巧的俠”。他們早把摩頂放踵的利他精神喪失殆盡。儒墨尚且如此，何況貪權嗜利、雞鳴狗盜之輩？遊士風氣在曆史上的負麵影響是很大的。它雖為正統儒者所否定，但在遊民知識分子心中極易引起共鳴。他們不僅歆羨遊士們發跡變泰的際遇，更稱許他們不講是非原則的投機手段。可以說遊民意識中的無是非觀也有其曆史淵源。
遊民與遊民知識分子是皇權專製社會的零餘者，是統治階級的附庸，而不是皇權專製社會的掘墓人，更不是新的生產關係的代表者。固然他們有反社會的一麵，但他們不能提出新的社會理想，隻能對既定的社會秩序濫施破壞，對長年積累的社會財富與生產力竭力摧毀，他們的上台是重建皇權專製社會。
至於遊民中的腐敗分子——流氓，則完全是社會發展的消極因素。他們往往依靠偷盜、欺詐、賭博、拐賣、行騙、賣淫、欺壓良善等不正當手段為生，社會上各種陰暗、醜惡現象大都在他們之中滋生。他們憤世嫉俗、反對一切貧富不均，但同時又向往發財致富，並且不擇手段、為財而死。他們既可劫富濟貧，也會擾亂危害平民百姓，加劇社會矛盾。他們標榜江湖義氣、四海一家，但又往往內訌內鬥不斷、為個人私利或小團體利益反目成仇，聚眾械鬥，心狠手辣。他們既反對官府，又崇尚暴力、權威，他們既不滿意當代最高統治者，又夢想輔佐聖明天子，做打天下的開國元勳，封妻蔭子、福祿綿長。在鬥爭中勝則趨之若鶩，敗則作鳥獸散，甚至淪為統治者的走狗。即使他們推翻了皇權專製統治者，卻馬上成為新的專製統治者。其上台後對人民的壓榨盤剝、壓迫控製絲毫不亞於舊的統治者，甚至其手段更為殘酷野蠻。
前麵說過通俗小說的產生與遊民階層密切相關。最早的一些通俗小說包含有濃厚的遊民意識，其原因何在呢？我認為這與通俗小說作者及其性質有關。最初通俗小說的作者不是士大夫，而是遊民知識分子、浪跡四方的江湖人。直至今世，演說評書者還以“一塊醒木為業，扇子一把生涯，江河湖海便為家，萬丈風濤不怕”(《江湖內幕》) 自許。江湖藝人在編寫與演說通俗小說時必然滲透自己的意識與情緒，並將自己的生活體驗融人其中。另外，遊民是脫離了生活常軌的人們，他們的經曆必然充滿了曲折與艱辛，他們與社會、人群的矛盾也更為尖銳，其生活道路的起伏跌宕遠過於在社會常軌中的芸芸眾生。因此，一些通俗小說、戲曲中表現遊民生活和反映遊民意識是必然的。宋代以後六七百年間，這些充斥遊民意識的通俗文藝作品散播到各個階層，它們不僅成了遊民的組織思想指導，而且推動了社會運動，遊民在這些具有遊民意識的通俗文學作品的影響下，演出了無數有聲有色、波瀾壯闊、威武雄壯的活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