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民在二千多年的皇權專製社會中是旋生旋滅的，遊民文化的形成在於遊民形成的群體之後，具體地說這是在宋代。宋代由於土地製度鬆動，土地兼並日益頻繁，城市手工業、商業、服務業的發達和城市建構的變化使得脫離了宗法網絡的遊民在其中有了生存和發展的可能。這個朝代可以說是遊民文化正式產生時期。
宋朝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與眾多的朝代中是特別值得研究的一個朝代。它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許多方麵都較以往的朝代有顯著的變化。在城市結構上也是如此。宋以前的大城市多采取封閉的城坊製。所謂“城坊”，是指城市被街道分割成若幹坊，坊的四周築有高牆，居民住在坊中，坊有門朝啟夕閉。如隋唐的國都長安、東都洛陽都是這種類型的城市。它們各有100多個坊，商買雲集的東、西市與居民所住的坊分開。晚上坊門關閉，坊角有警衛，街道上有金吾巡道，不準夜行，坊內來了生人馬上就會被認出來。這種城市容納遊民能力很差。
到了宋代，大多數城市打破了封閉凝固的城坊，一變為市民居住區與商業區相互混雜的街巷製 (與現在城鎮類似)。北宋首都汴京、南宋都城臨安商業服務業都十分發達，許多食品店通宵服務，這為遊民提供了糊口謀食的機會。北宋時期人口膨脹，土地兼並激烈，失去土地的農民湧人城市成為生活極不穩定的遊民。另外兩宋還有一種特殊的遊民，這就是士兵。宋代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對待士兵形同囚犯，使軍人失去了自尊與自信。統治者推行的又是募兵製，其士兵多從遊民、流氓、無賴、地痞中招募。這種失去了自尊，又出身於遊民的士卒，雖然穿上了軍服，有了穩定的生計，但其身體性格、心態仍與遊民相近，因之我們稱其為特殊的遊民。滿清人主中原後八旗、綠營等士卒亦與此相類。
城市遊民中也有少數有文化的分子，我稱之為遊民知識分子。這種人物的產生也始於宋代 (這與宋文化教育相對普及有關，書中有論述)。皇權專製社會中的知識分子——文士，是皇權專製官僚的後備軍，他們奮發努力的目標就是出仕做官。遊民知識分子與他們的最大差別就是絕了做官的望，一生不以出仕為奮鬥目標。他們又不是有田有地、可以賴以為生、高枕而臥的隱士。遊民知識分子大多要靠為士大夫所不齒的職業或手段謀生養家。他們也多遊蕩於大城市，溷跡於社會底層，與遊民打成一片，成為遊民集團的首領或遊民意識、情緒的表達者。這就是後世所稱的“江湖人”，或名曰“走江湖的”。這種人在南宋和南宋以後逐漸多了起來，他們是宋代與宋以後 (不包括近代以後) 通俗小說的主要創作者。
遊民們沒有留下什麼專著表達他們的意識與觀念。我們之所以能談論遊民意識，主要是依據他們在曆史與社會生活中的表現，再以遊民知識分子所創作的、以遊民生活為題材的小說加以印證。
遊民意識的最大特點是其反社會性。中國皇權專製社會是由垂直的等級序列構成的，所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在這種垂直統治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縱向的，與相適應的意識形態也必然是縱向的，因此，“忠”施之於君、施之於國；“孝”施之於父、施之於家，兩者都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因而這種縱向的意識形態又是單向的，不可逆的。這是皇權專製社會的主導的意識形態。
遊民是脫離正常的社會秩序的群體，他們完全不認同這個主導的意識形態。因此遊民意識的反社會性首先表現在對“忠”“孝”的貶低與背離上。他們把“義”(或稱“義氣”，這是義的通俗的表達) 提到第一位，所謂“江湖義氣第一樁”，並把它的內涵加以改造和作出新的解釋，使之成為遊民之間橫向聯係的紐帶。
中國有句俗話說：“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所謂“在家”也就是說其人沒有脫離宗族鄉裏，從而有“父母”可以依靠。要“靠父母”則必須承認和履行孝道。而“出門”者，則可以理解為脫離了宗族鄉裏的遊民。他們隻能“靠朋友”，要靠朋友就要注重互助互利的義氣。他們少談忠孝，有時談及忠孝也要作出符合遊民利益的解釋。“義”這個反映人與人之間橫向聯係，並且是有來有往的雙向的意識形態，必然對垂直統治的社會有所破壞，因之一些文士對“義氣”大張撻伐也就不奇怪了。
皇權專製社會是以儒家思想為法定的官方意識形態的。它亦為大多數社會成員所認同。遊民意識的反社會性還表現在其與儒家思想大相悖謬上。以小農生產為基礎，以地域、宗法為聯係紐帶的中國古代社會的文化形態中有其愚昧、野蠻、拉幫結派、黨同伐異、注重眼前利益的一麵。但這不光彩的一麵往往被曆代儒者所製造的“仁愛”、“忠恕”、“君子群而不黨”、“君子憂道不憂貧”等富於詩意的幻想所掩蓋。一些正直的士大夫很看重自己在群體中的角色位置 (如社會與親緣關係中的君臣、父子、夫婦等)，並能堅持做到傳統與社會為這些角色所規定的一切。“四民”(士農工商) 中的農民、手工業者、商人隻要他們有產有業，他們也要擔負起宗法社會所賦予他們的角色義務。因此，儒家倡導的政治與道德規範給民族的群體性格塑造以深刻的影響，它也給中國皇權專製文化的黑暗麵塗上許多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