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綢之路：跨越驚濤駭浪的交流
西漢時期，南方南越國與印度半島之間的海路已經開通。漢武帝滅南越國後，憑借海路拓寬了海上貿易規模，海上絲綢之路隨之興起。
東漢時期，史書上記載了與羅馬帝國的第一次來往：中國商人由海路到達廣州進行貿易，運送絲綢、瓷器經海路由馬六甲經蘇門答臘來到印度，並采購香料、染料運回中國。印度商人再把絲綢、瓷器經過紅海運往埃及的開羅港，或經波斯灣進入兩河流域到達安條克，再由希臘、羅馬商人從埃及的亞曆山大、加沙等港口經地中海運往羅馬帝國的大小城邦。
漢朝末年的“三國鼎立”時期，是絲綢之路的重心從陸地轉向海洋、海上絲綢之路最終形成的關鍵時期。由於同魏國、蜀國在長江上作戰與海上交通的需要，吳國積極發展水軍，船艦的設計與製造有了很大進步。“三國”之後，其他南方政權（東晉、宋、齊、梁、陳）也一直與北方對峙，這推動了造船、航海技術的發展，航海經驗的積累為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
魏晉以後，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以廣州為起點，經海南島東麵海域，直穿西沙群島抵達南海諸國，再穿過馬六甲海峽，直駛印度洋、紅海、波斯灣，對外貿易涉及15個國家和地區，絲綢、茶葉等是主要的輸出品。到了唐代，伴隨著我國造船、航海技術的發展，我國通往東南亞、馬六甲海峽、印度洋、紅海，以及非洲大陸的航路紛紛開通並延伸，海上絲綢之路最終替代陸上絲綢之路，成為我國對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宋代時，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明顯提高，指南針廣泛應用於航海，中國商船的遠航能力大為加強。宋朝與東南沿海國家絕大多數時間保持著友好關係，廣州成為海外貿易第一大港。
元朝時，在經濟上采取重商主義政策，鼓勵海外貿易，同中國貿易的國家和地區已擴大到亞、非、歐、美各大洲，並製定了堪稱中國曆史上第一部係統性較強的外貿管理法規。海上絲綢之路發展也進入鼎盛時期。
明代，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已擴展至全球，進入極盛時期。作為明朝政府組織的大規模航海活動，鄭和七下西洋，曾到達亞洲、非洲39個國家和地區，這對後來達·伽馬開辟歐洲到印度的航線，以及對麥哲倫的環球航行都具有先導意義。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廣州——拉丁美洲航線”，由廣州起航，經澳門出海，至菲律賓馬尼拉港，穿過海峽進入太平洋，東行至墨西哥西海岸。
明清兩代，由於政府實行海禁政策，廣州成為中國唯一對外開放的貿易大港。以廣州為中心的海路貿易獲得更大發展，形成空前的全球性貿易網絡，並一直延續至鴉片戰爭前夕。鴉片戰爭後，中國海權喪失，沿海口岸被迫開放，成為西方傾銷商品的市場。從此，海上絲綢之路一蹶不振，進入了衰落期。
海上絲綢之路：跨越驚濤駭浪的交流
西漢時期，南方南越國與印度半島之間的海路已經開通。漢武帝滅南越國後，憑借海路拓寬了海上貿易規模，海上絲綢之路隨之興起。
東漢時期，史書上記載了與羅馬帝國的第一次來往：中國商人由海路到達廣州進行貿易，運送絲綢、瓷器經海路由馬六甲經蘇門答臘來到印度，並采購香料、染料運回中國。印度商人再把絲綢、瓷器經過紅海運往埃及的開羅港，或經波斯灣進入兩河流域到達安條克，再由希臘、羅馬商人從埃及的亞曆山大、加沙等港口經地中海運往羅馬帝國的大小城邦。
漢朝末年的“三國鼎立”時期，是絲綢之路的重心從陸地轉向海洋、海上絲綢之路最終形成的關鍵時期。由於同魏國、蜀國在長江上作戰與海上交通的需要，吳國積極發展水軍，船艦的設計與製造有了很大進步。“三國”之後，其他南方政權（東晉、宋、齊、梁、陳）也一直與北方對峙，這推動了造船、航海技術的發展，航海經驗的積累為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