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書敘事條分縷析、評述精審透徹、資料豐富翔實，是一部極有參考價值的曆史名著。它與唐朝杜祐編著的《通典》和南宋鄭樵編著的《通誌》合稱“三通”。
“三通”是舊時應科舉考試者必讀之書。《文獻通考》是“三通”中內容昀豐富、記述時間昀長、考證昀精深的一部，因而被曆代史學家譽為“三通”之首。
馬端臨編著的《文獻通考》效法杜祐的《通典》體例，而又有創新和發展。他認為《通典》的“綱領宏大，考訂賅洽”，應取此精華，效而師之；《通典》分類不盡明晰，應補其不足；《通典》選材欠精，須補正之列。
《文獻通考》在《通典》類目的基礎上作了兩大係列改進：一是增加了“經籍、帝係、封建、象緯、物異”5個門類，使之更加全麵；二是將“田賦、錢幣、戶口、職役”等門類從“食貨”中抽出，升格後與“禮、樂、兵、刑”並列為類目，即由子目升為一級篇目，使其更係統、更縝密。
《文獻通考》類目安排的科學性，充分體現了馬端臨“師古而不泥古”的治學態度和嚴謹治學的精神。
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所寫“按語”是其書的精華。馬端臨通過“按”來抒發自己的見解。通過“語”介紹各家之說，指出典章製度的來龍去脈。馬端臨的“按語”是其父“先公曰”的繼承和發展，集中了父子兩代人的智慧，在《文獻通考》中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多有鑒古以警世之意。
《文獻通考》材料較《通典》翔實，體例較《通誌》嚴謹，於宋代製度尤為詳備，因而是政書中昀有價值之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曰：
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瞻實為過之，非鄭樵《通誌》所及也。
馬端臨曾於《文獻通考序》中說：
引古今謂之文，參以唐宋以來諸臣之奏疏、諸儒之議論謂之獻，故名《文獻通考》。
清末著作家阮元認為，讀《資治通鑒》，已通曉曆代政事；讀《文獻通考》，已通曉曆代政典，號稱“二通”。
《文獻通考》作為一部記敘我國曆代典章製度的專著，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起了相輔相成的作用。《文獻通考》體例別致、史料豐富、內容充實、評論精辟，在我國史籍中占有重要地位。
全書敘事條分縷析、評述精審透徹、資料豐富翔實，是一部極有參考價值的曆史名著。它與唐朝杜祐編著的《通典》和南宋鄭樵編著的《通誌》合稱“三通”。
“三通”是舊時應科舉考試者必讀之書。《文獻通考》是“三通”中內容昀豐富、記述時間昀長、考證昀精深的一部，因而被曆代史學家譽為“三通”之首。
馬端臨編著的《文獻通考》效法杜祐的《通典》體例，而又有創新和發展。他認為《通典》的“綱領宏大，考訂賅洽”，應取此精華，效而師之；《通典》分類不盡明晰，應補其不足；《通典》選材欠精，須補正之列。
《文獻通考》在《通典》類目的基礎上作了兩大係列改進：一是增加了“經籍、帝係、封建、象緯、物異”5個門類，使之更加全麵；二是將“田賦、錢幣、戶口、職役”等門類從“食貨”中抽出，升格後與“禮、樂、兵、刑”並列為類目，即由子目升為一級篇目，使其更係統、更縝密。
《文獻通考》類目安排的科學性，充分體現了馬端臨“師古而不泥古”的治學態度和嚴謹治學的精神。
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所寫“按語”是其書的精華。馬端臨通過“按”來抒發自己的見解。通過“語”介紹各家之說，指出典章製度的來龍去脈。馬端臨的“按語”是其父“先公曰”的繼承和發展，集中了父子兩代人的智慧，在《文獻通考》中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多有鑒古以警世之意。
《文獻通考》材料較《通典》翔實，體例較《通誌》嚴謹，於宋代製度尤為詳備，因而是政書中昀有價值之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曰：
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瞻實為過之，非鄭樵《通誌》所及也。
馬端臨曾於《文獻通考序》中說：
引古今謂之文，參以唐宋以來諸臣之奏疏、諸儒之議論謂之獻，故名《文獻通考》。
清末著作家阮元認為，讀《資治通鑒》，已通曉曆代政事；讀《文獻通考》，已通曉曆代政典，號稱“二通”。
《文獻通考》作為一部記敘我國曆代典章製度的專著，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起了相輔相成的作用。《文獻通考》體例別致、史料豐富、內容充實、評論精辟，在我國史籍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