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繚在西入秦國前，就想根據自己研讀多年兵法的心得，撰寫一部兵書。在魏國逗留期間，尉繚就開始了撰述《尉繚子》一書，是以他與梁惠王晤談軍事學的形式撰寫的。
由於不能專心著述，尉繚隻能利用空閑時間斷斷續續地寫。在入秦後，尉繚根據形勢需要，對此書進行了修改，最終使這部兵書完善起來，這就是《尉繚子》。
《尉繚子》共分為五卷，二十四篇。尉繚將自己的軍事思想完整地反映這部兵書《尉繚子》之中。
卷一包括“天官”、“兵談”、“製談”、“戰略”、“攻權”5篇，主要論述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關係，攻城與作戰的原則，主張行事不應依靠迷信鬼神，而應依賴人的智慧。
卷二包括“守議”、“十二陵”、“武議”、“將理”、“原官”5篇，主要論述戰爭的性質、作用和守城的原則。
卷三包括“治本”、“戰權”、“重刑令”、“伍製令”、“分塞令”5篇，主要講述用兵的原則、軍隊的紀律和獎懲製度。
卷四包括“束伍令”、“經卒令”、“勒卒令”、“將令”、“踵軍令”5篇，主要敘述戰場法紀、部隊的編組、標誌和指揮信號，以及行軍序列。
卷五包括“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4篇，主要論述軍隊的訓練和取勝之道。
在《尉繚子》中，尉繚提出為了保證戰爭的勝利，必須加強治軍的手段，製定、頒發嚴格的軍紀、軍規，使所有軍官、士兵都知曉，一旦觸犯將處以重刑。尉繚這些措施與秦王嬴政一貫推崇的法家思想是不謀而合的。
尉繚認為戰爭有三種勝利：不戰服人的“道勝”，威懾屈人的“威勝”，戰場交鋒的“力勝”。其中不戰服人的“道勝”和威懾屈人的“威勝”為戰爭的取勝最佳方式。
在具體的戰術上，尉繚還實踐了當時最先進的方法，如在列陣方麵，他提出：士卒“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陣，有坐陣”。這樣的陣法，錯落有致，便於指揮。
尉繚對戰爭的具體行為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軍隊不應進攻無過之城，不能殺戮無罪之人。凡是殺害他人父兄，搶奪他人財物，將他人子女掠為奴仆的，都是大盜的行徑。
尉繚希望戰爭對社會造成的危害越小越好，甚至提出：軍隊所過之處。農民不離其田業，商賈不離其店鋪，官吏不離其府衙。另外他還希望靠道義，即正義戰爭，靠民氣，即人心的向背來取得戰爭的勝利。
《尉繚子》所談的戰略、戰術問題沒有《孫子兵法》、《吳子兵法》深刻，但在一係列問題上有著自己的創見。如，它提出了以經濟為基礎的戰爭觀，《治本篇》中說，治國的根本在於耕織：“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
《尉繚子》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戰略戰術思想，如戰爭“專一則勝，離散則敗”，意思是戰爭要主張集中優勢兵力，待機而動。主張在戰爭中運用權謀，說：“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還主張在軍中實行各種保密符牌和軍情文書製度等等。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尉繚結合戰國圍城戰的實踐，提出了一整套攻、守城邑的謀略。主張攻城要有必勝把握，“戰不必勝，不可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最後深入敵境，出敵不意，切斷敵糧道，孤立敵城邑，乘虛去攻克。
《尉繚子》是一部具有重要軍事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的兵書，其中摻雜著法家、儒家、墨家、道家等學派思想，在先秦兵書中獨具一格，對後世有深遠影響，受到曆代統治者和兵家的重視。
唐朝丞相魏徵將其收進用於經邦治國的《群書治要》之中，宋代時《尉繚子》被官定為武學經書，後世兵家多有引述。
知識點滴
對於《尉繚子》，有各種不同的說法。第一種意見原先認為《尉繚子》是一部偽書，是出於後人的偽造。但是後來偽書一說遭到大多數人的否定。第二種意見認為《尉繚子》一書並非尉繚一人所著，而是自尉繚開始，經四代人努力才得以完成的。
第三種意見與第二種意見大致相同，它認為《尉繚子》的前身是《漢書·藝文誌》所著錄的“雜家”《尉繚》29篇。“雜家”糅雜儒墨名法之說。“雜家”《尉繚》屬“商君學”，除論述軍事外，還涉及政治和經濟。它雖談兵法，卻並非兵家。《隋書·經籍誌》著錄有“雜家”《尉繚子》5卷。這都和後來的《尉繚子》的內容和卷數相同，可見後來的《尉繚子》即“雜家”《尉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