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一早，目之所及，長州彥島炮台確實“安靜”。馬威達帶的“海軍陸戰隊”，派了一隊兵上岸，搜索前進，最後心翼翼地登上了彥島炮台，果真空無一人。
中美聯合艦隊，排成一字長龍，緩緩進入馬關海峽，直到最東端的壇之浦，一路“安靜”，情形仿佛。
大軍以海峽中部的馬關港為主要登陸場所。海軍陸戰隊首先上岸，控製各處要害；軍艦在海麵警戒。然後運兵船依次泊岸，大部隊源源不絕，下船登陸。
關卓凡歎了口氣：太從容了，太順當了。
本來，馬關戰役是一次非常難得的機會，用以學習、摸索、鍛煉軒軍兩棲登陸作戰的能力。現在可好，不但搶灘作戰全免，連正常的兩棲登陸的“程序”也欠奉：比如建立灘頭陣地；或者修築棧橋，或者艇反複往返，接載士兵上岸——大多數情況下二者同時進行，等等。
當然，這一套也可以照玩，就當演習了。可這裏是戰區，這種脫褲子放屁的事情，還是算了吧。
關卓凡昨還跟徐四霖，“倉藩拿來登陸的舢板都被長州軍燒了，登陸要比原定的多花一點時間”。事實上，因為軒軍直接在西日本最大的港口馬關港登陸，一切便利，所花時間比原計劃的更短。
高杉晉作主動撤出馬關，是逼關卓凡和他做交易。他的開價，關卓凡當然不受。但客觀上，不管關卓凡願不願意。這筆交易還是在“進行中”。隻是關卓凡左算右算。總覺得自己“又虧了一點”。心裏著實別扭。
這個“虧”，老子絕不能吃，以後得加倍賺回來！
有意思的是，馬關港的碼頭上，一支馬關當地豪商組成的“隊伍”，早早地鵠立以候——他們是專程過來“迎接朝大軍”的。
這倒不意外。“官軍”跑掉了，地方士紳自發組織起來，出麵和“敵軍”周旋。以求地方安靜，中國、日本，都是這個“模式”。
比如，甲午戰爭敗績，中國被迫簽署《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日軍登陸基隆，兵鋒進指台北，“台灣民主國總統”、原台灣省巡撫唐景崧棄城而逃，辜顯榮受士紳之托，單身赴日本軍營。延請日軍入城，大致就是這個套路。
我們可以指辜顯榮“漢奸”。但這種人，在這種情形下，是必定要有的。
當然，如果視幕府為“官軍”，那麼這幫子豪商就是“反正”、“助順”——其實都一碼事。
打頭的一位，叫做白石正一郎，乃是長州的第一大富豪。他擁有長州最大的船行，還有一家“關門製船所”，製造非蒸汽動力的日本船。全長州大部分的日本船，都出自他的“關門製船所”。另外，白石正一郎還做茶葉出口貿易，生意做得很大，和上海以及英國的南安普頓、美國的波士頓都有密切往來。
到“政治立場”，這個白石正一郎其實相當“反動”，他是倒幕派的大金主，甚至參加過“奇兵隊”，素有“俠商”之號。不過，這種事情不能太認真，因為幾乎所有的長州豪商，都是同情“倒幕派”的，隻是程度不同而已。
事實上，不僅在長州，全日本的大商人，都是討厭“幕藩體製”的。原因很簡單，三百大名割據日本四島，各藩互不相通，嚴重阻礙了商品和資源的流動；幕府和藩國的政府專賣製度，也是大商人們的眼中釘、肉中刺。
所以，彼時的日本，是找不到一個不和“倒幕派”有勾連的大商人的。
幕末的日本，商人的地位是非常特別的。名義上，和中國一樣，“士農工商”，商人的地位最低，但實際上，此時的商人，已經有了影響甚至主導日本政治的力量。
日本海島國家，地狹人多，不論德川幕府怎麼“鎖國”，貿易都在整體經濟中占比甚重。幕末時候，國家、政府開支愈來愈大，農業生產能力卻隻低不高，主要稅源——農民那兒榨不出更多的油水了，政府赤字愈來愈大。於此同時，商品經濟愈來愈發達，商人們的荷包愈來愈鼓，可是，幕府和大名卻隻能幹眼饞，因為當時的“體製”下，沒有法律條文和技術手段，向商人征收足夠多的稅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