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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務訓導”，就是一位未來的學校校長。一縣一“時務訓導”，將發展為“一縣一學校”，一千六百三十二個“時務訓導”，最終將變身為一千六百三十二間學校。
這個學校，是學、中學二而為一的，在此基礎上，再分化出獨立的學、中學。
“學校”的生源，除了未來的公務員，也包括無意仕途的普通人。
中國的近現代基礎教育，就從這一千六百三十二間學校發端。
這是關卓凡為什麼不許禮部插手“時務訓導”的原因之一。“時務”一道，禮部固然糊裏糊塗，同時，你也不能指望禮部那幫老頭子，能夠辦好近現代的基礎教育吧？
如前所述，關卓凡的算盤中，“時務訓導”和州之學正、縣之教諭，同為正八品官，就是，“時務訓導”分庭抗禮於學正、教諭，其中的潛台詞就是：“學校”不在“學宮”搭夥計，是要另起爐灶的。
在關卓凡的規劃中，“學校”擁有自個兒的辦學場所之外，財政也是獨立的，不和“縣學”、“州學”同流，加上“時務訓導”全部出自於北京的“師範館”，數管齊下，整個“學校”係統，便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上，禮部那邊兒，一根“學校”的毛，也是摸不著的。
開科取士，雖然名義上還歸禮部該管，但其中最重要的板塊——“時務策”，其教材和教學，都出自“學校”係統，則“時務策”的“考差”——監考和閱卷，必然都要由“學校”係統派出。通扯下來，中國未來的公務員的培訓和錄取，一大半握在了關卓凡的手裏。
至於“師範館”，自然是中國第一所近現代化的師範大學。在此基礎上，“師範館”會發展為中國規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綜合性大學。
當然，“中國第一所近現代大學”的帽子。“師範館”是戴不上了，那頂帽子，上海的“廣方言館”正戴著呢。
“開科取士，恢複唐、宋舊製。加‘時務策’，加‘貼經、墨義’”，這件事情，關卓凡為什麼一定要做通倭仁的工作，並一定要倭仁領銜出奏呢？
關卓凡稱倭仁是“士林宗鏡、儒學領袖”。完全不是虛美，倭仁就是這麼個地位，實打實的，一點兒水分都沒有。如果排座次，鹹、同年間，全中國範圍內，“讀書人”之第一人，非倭仁莫屬。
道、鹹之交，漢學沒落，理學興起。取漢學而代之，成為主流學術思潮。後世普通的讀者，到晚清的“理學”，大約隻曉得曾國藩，其實，曾國藩的功績和影響力，主要來自平定洪楊和啟萌洋務，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完全是被後世炒熱、誇大了的。
倭仁才是真正的“理學大家”。而且，倭仁雖然隻比曾國藩年長六歲。但學問一道，曾國藩卻是直宗倭仁的，倭仁於曾國藩，亦師亦友。曾滌生給倭艮峰“執弟子禮”，亦不為過。事實上，就連著名的《曾國藩日記》，也是在倭艮峰的建議和督促下，曾滌生才“亦照艮峰樣，每日一念一章。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
所謂道德文章，就“文章”而言，倭仁構建了一個完整的理學體係——“理在心中”，但因為“物蔽”，“人之理遂失”，所以，要“致知”，即通過學習和自省，重新認識心中之理。這個過程，稱為“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即便聖人亦不能例外。
就“道德“而言，對自己的理論，倭仁身體力行，表裏如一。“端莊靜一”、“涵養本源”、“察己慎動”、“克己複禮”這一套，言行同一，堅持不懈。
時人讚倭仁曰：“道、鹹之間從宋儒之學身體力行者，必推公為首選。”
曾國藩則用“當世儀型，群流歸仰”來描摹倭仁。
原時空，倭仁逝世後，翁同龢感慨：“嗚呼！哲人雲亡，此國家之不幸，豈獨後學之失所仰哉！”
翁同龢的口中，倭仁已經具有了“準聖人”的性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