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對中國宣戰次日，軍機處承旨，內閣明發上諭，中國正式對法國宣戰。
這是有清以來最重要的詔書之一，但是少有的摒棄了駢四儷六，通篇皆以較為淺顯的文字陳之。
詔書很長，對中、法自齟齬至反目，自然要有一番回顧，以示道理都在我這邊兒，不講理的，都是那邊兒，占一個“忍無可忍，無需再忍”的地步，這些就不再贅述了，隻部分詞句，時人、後世，皆許為警句，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朝野上下、廟堂江湖，皆奉為圭臬，對中國政治、民心，影響頗钜，故摘錄一二，以飧諸公。
譬如，“我中國為萬國至熱愛和平之國度，豈求戰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然我華夏亦為寰宇至堅忍果敢之族群，豈怯戰乎？人若犯我，我其必犯人！”
又，“辛酉以來，篳路藍縷，生聚教訓，吐故納新，中國麵目煥然，然猶若鐵石雖堅，非淬火不能成鋼，中國非有此一戰，不能為東方巨擘，比肩泰西諸強，屹立世界之林，則此役為我華夏淬火之役，其理明矣！”
又，“戰端一開，地無分海南漠北，人無分老幼男女，凡我率土之濱，皆應慷慨以赴，前線後方，戮力壹心，以求全捷，以期盛世，以待大同！我華夏赤子、誌士仁人，恒河沙數，揮汗可成雨，眾誌可成城，朕其深寄厚望焉！”
宣戰詔書並沒有打“悲情牌”，就是，沒有提“修怨、雪恥”什麼的，更沒有像越南人那樣，嚷嚷著要“複九世之仇”，原因很好理解，如果仔細扒拉扒拉，就會發現，中國頭上的“怨、恥、仇”，出自於目下的盟友英吉利之手的，比出自於目下的敵人法蘭西之手的，其實還要更多一些。
所以，“修怨、雪恥”一類的話，隻好關上門來，自己人跟自己人；宣戰詔書是以萬國為對象——其中自然也包括英吉利，這一類的話，就不好擺明車馬了。
隻是在提到“辛酉”的時候，極含蓄的點了一句“生聚教訓”。
不過，雖然沒打“悲情牌”，但時人、後世，對此反應都很正麵，鹹以為這是以“堂皇正大之師，浩然磅礴之氣”，“正麵強敵”，雲雲。
宣戰詔書之後，緊跟著另一道上諭明發，“輔政軒親王不日浮海南下，檢查戰備，相關職官，務必精白赤心，不得稍涉玩忽”，不然的話，“嚴劾不貸”，情節嚴重者，“就地拿問”，甚至，“軍法從事”，措辭極其嚴厲。
所謂“相關職官”，督撫自然首當其衝，輔政王人還沒出北京，就威脅要對包括封疆在內的瀆職官員“就地拿問”，更聲稱要“軍法從事”，這是極罕見的，於是，此詔一出，“下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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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戰詔書發布後，法蘭西署理駐華公使博羅內奉召至東堂子胡同外務部，接受詔書文本。
博羅內麵色凝重，微微躬著身，雙手自錢鼎銘手中接過詔書，挺直身體之後，凝視詔書片刻，歎了口氣，道：
“尚書閣下，我非常遺憾——自此刻起，不，應該，自昨您接過敝國的宣戰詔書的那一刻起，我就成為了一個失敗的外交官——作為一個外交官，未能阻止貴我兩國之間的戰爭的爆發，我深感沮喪——此刻，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的心裏……唉，充滿了深深的挫敗感。”
咦？
畫風不對啊！
這——
這還是那個囂張跋扈的博羅內嗎？
事實上，昨過來遞交宣戰詔書的時候，錢鼎銘就覺得博羅內不大對勁兒了。
原先以為，此人求仁得仁，不定何等之趾高氣揚呢？錢鼎銘原是盛氣以待，準備著“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未曾想，由始至終，博羅內幾乎沒多一個字兒，遞交宣戰詔書的時候，還微微的躬了躬身；臉上神情，亦十分莊重——甚至可以是“凝重”——就像現在這樣。
總之，由內而外，沒有一絲兒的意氣洋洋；就外交禮儀來，也隻有禮過的地方，沒有失禮的地方，那個飛揚跋扈的博某人，好像突然間消失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