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俟“江戶法亂”發生，大浦慶立即就對其前因後果做出了精準的分析、判斷，由西本願寺而薩摩藩，條分縷析，剖析入理，並極有針對性的提出了可行性極高的“解決方案”——哎，沒有她的“切中肯綮”，領導又怎能“探驪得珠”？
這份“PP”，做的是真特麼牛掰！
兩相比較，高下立判啊！
唉，老子的公使加領事，攏在一起，還及不上一個女人！——一半都及不上！
哼！
關卓凡曉得，大浦慶“危機管理”如此出色，絕不是開了外掛，事情一出來，眼一開，就啥都看見了、通透了，而是“功夫在詩外”——平日裏功課做的足啊！
“二次長州征伐”之後，她一定如俺一般，料定薩摩藩不安於室，總有一要跳了出來，對幕府乃至她的關王爺發難，因此，早早兒的就在薩摩藩身上下功夫、做功課了——反正，她有“特別管道”嘛！
事實上，對薩摩藩的警惕，駐日公使、領事一樣是有的，可是，對於薩摩藩的情報工作，徐四霖、趙慕雲就無法同大浦慶相提並論了。
不同於長州藩的八麵漏風，薩摩藩素以“針插不進、水潑不入”著名，德川幕府全盛之時，中央政府猶不能輕易伸手進薩摩藩，幕末衰弱，更加不必提了。
“二次長州征伐”之後，薩摩藩對外防範更嚴，莫中國駐日公使館、領事館了，就是新選組——全日本皆為之股栗的角色，都進不去薩摩藩。
薩摩藩和幕府是有“默契”的——若在薩摩藩發現了新選組的人，有一個算一個，立即捉住殺掉。
對此，幕府一點兒脾氣也沒有。
然而，大浦慶的人，卻可以自如出入薩摩藩。
原因有二：
一來，薩摩藩重商，同日本第一豪商之間，不能不有許多密切的商業往來；尤其是，日本國內水運市場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操於大浦慶一人之手，薩摩藩“仰仗”大浦慶的事情，也著實不少。
二來，自然就是大浦慶的“特別管道”在發揮作用嘍。
事實上，不止於薩摩藩，伴隨著“慶記”的龐大商業網絡，大浦慶的情報網，是鋪遍了整個日本的，與之相比，中國駐日公使館、領事館自行建立的情報網絡，隻能是巫見大巫了。
還有，情報的收集是一回事兒，在紛繁的情報之中，找到有價值的信息，做出正確的判斷，則是另一回事兒，很明顯，大浦慶是“兩手抓、兩手硬”，不然，她得不出“本願寺西東之間有隙可乘，薩摩藩上下之間也非鐵板一塊”的結論。
關卓凡再一次感慨：這個女人，真正不得了！
突然就想到，自己的女人裏頭，很有幾個，是有大本事的嘛！禦姐不必了，大浦慶也不必了，就是晴晴、婉妃，如果“放”到外頭去，或者從政，或者經商，一定也會有一番相當不壞的成就的……
打住！
禦姐、大浦慶、晴晴幾個，當然是你的女人，可是，婉妃什麼時候變成你的女人啦？
臉皮不要介麼厚！
關卓凡的臉上，不自禁的略略有點兒發燒：我這個念頭，還真是有點兒奇怪……
好了，別胡思亂想了！
趕緊收攝心神，繼續往下看——電文極長，下頭還有呢。
大浦慶，除了島津久光有上述“隱憂”之外，薩摩藩內，不少中高級武士出身的官員，也對大久保利通頗有不滿，原因呢，就是大久保利通搞的那個“諸賢令”。
“諸賢令”是“二次長州征伐”之後發布的，徹底打破了入仕的身份限製，即便不是武士，哪怕“販夫走卒”，隻要有才幹，也可入職政府，並不設上限。
雖然，迄於今日，“販夫走卒”之中，尚未出現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一類人物，不過，“上進”的大門是打開了，下級官員之中，已經有了不少出身“販夫走卒”的，整個薩摩藩，“民氣昂揚”。
然而，中高級武士們卻深感侮辱：“販夫走卒”也可入仕？也可與我等比肩？
我呸！
“諸賢令”是以“此危難之時，用人之際”、務求“上下一心，野無遺賢”的名義發布的，可是，對於“危難之時”的法，不少人是不認同的：
你他娘的不去招惹幕府，幕府會來招惹你？什麼“危難”不“危難”的，不都是大久保利通那班人自個兒折騰出來的？
然後，拿“危難”事兒，拿藩廳的職位買好兒，藉機擴大自個兒的勢力！
其心可誅！
還有人對大久保利通招降納叛、大量容留“維新誌士”，也表示不滿，原因呢，同不滿“諸賢令”是類似的：
養這班人，是要花錢的——這也罷了，關鍵是，其中的一部分人還進入了藩廳，做起了薩摩藩的官兒。
官位這個東東，永遠是僧多粥少的，“外藩”的人霸了位子，“本藩”的人的屁股下頭，可就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