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考核機製引入體製內，在很多人看來本身就是不科學的一件事情。要知道，政府代表的是財富、資源再分配的職能，而不是創造財富，任何人從事或負責像組織人事部門、財務部門、辦公室等要害部門，幾十年來都是考核一等；而其他一些部門從部門排序就可以推斷出中間部分大多是二等，而排名靠後的其實算是邊緣部門的，都是三等。怪不得多年前一個邊緣部門負責人在考核會議上提意見：靠領導近的、有實權的部門，又娶媳婦又過年，忙死了；我們邊緣部門呢？抬著棺材還要哭爹，累死了。
是啊，誰跟錢過不去呢？因為考核結果和考核獎密切掛鉤，隨著考核獎的日漸增多，每個檔次差別三千元，一等和三等要差出六千元。六千元，一個科級幹部一個月的工資啊。更有甚者，實施過一段時間的末位淘汰製，導致一個單位的同事拉幫結派，互相合夥打低分，目的就是不要淘汰掉自己。那一兩個被淘汰的幹部職工有苦難言，除了默默忍受降低工資待遇的同時，難免產生一些心理陰影：我的人緣真的就那麼差嗎？我是不是應該去領導那裏聯絡一下“感情”呢？回家待崗的滋味更是百苦焦酸，好在後來在一片反對聲中取消了末尾淘汰製。
還有過幾年的績效考核獎，在一二三等的基礎上，按照職務工資的基數發放幾個月的工資，一個處長比一個科員高出幾萬元；至今精神文明獎仍是如此，充分體現了領導的權威和優勢。要知道，上班三十年的我，從開始到現在，一直處於不斷地改革過程中，副處以上每個月有一千多元的車補，而普通公務員包括科長以下的，也有幾百元，但是事業單位的科長以下人員隻有每月四十元的公交車報銷，弄得很多同誌的公交車卡裏邊幾百上千元卻很少坐公交車，但是又要充值去報銷，不報白不報，再以後，這四十元的補貼不了了之，說是補貼在了班車費上，可是很多人不做班車的。
中國有《企業法》，有《公務員法》，但是就是沒有事業單位法，事業單位的改革一直在路上。取消公車以後，行政部門的確沒有了公車，但是行政事業交叉，事業單位的公車總是被行政領導或者事業單位主要領導的工作占用——拿著車補坐著公車的現象非常普遍，從社會租用車輛的情況也很常見，而其中是否存在腐敗呢？不得而知，反正我知道的車輛租賃費用兩年就可以買一個同樣的車子了，並且這些租賃車輛都是市場少見的“油老虎”，如某品牌的所謂某馬發動機的車，百公裏油耗20多，而庫存車低於市場價十幾萬，隻需要幾萬元就可以買到，多買多優惠，這就給了一些有“渠道”的租賃公司機會兒。
想起這個題目，是因為我又中彩票了：三年前我從原來部門借調到某處，又從某處借調到某辦，我的工資、工會福利在原來部門發放，我的黨組織關係、考核在某處，而工作在某辦，夠複雜的吧？原單位本來就萎縮，很多人借調走了，於是年終考核總是三等；而我參與考核的某處呢？總是一等。按理說考核獎與考核等次掛鉤，可是我就被量身定製了一個方案：無論我考核等次如何，回原單位按照三等發放，兩年啊，我損失了12000元！找組織人事部門，人家領導振振有詞，有理有據，我反問：那麼我的年終考核又有什麼意義呢？人家根本不回答。
“跟組織講道理，講公平，是幼稚的。叫組織糾正錯誤跟你道歉，可能嗎？”
所以，這種考核機製，怎麼會激勵幹部職工工作的積極性呢？一種變換方式的大鍋飯、平均主義的延續而已。
所以，體製內的考核，當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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