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曾姐，你就快告訴我吧，我真的不明白啊。”景婷催促地說道。
“這個跟有些人的劣根性有關，有些人是自己過得不好，就見不得別人比自己好，想法子地要破壞別人的好，這就說人們所說的‘紅眼病’，尤其是咱們這種中大獎得到得錢，更是會遭人嫉妒，遭人“紅眼”，如果被這樣得人知道咱們中獎得大錢了，這幫人絕對是會看不慣要來踩踩的。”
曾荃對景婷說道，曾荃以前看過一本書叫《醜陋的中國人》，雖然裏麵很多觀點曾荃都認為作者有些極端了，但是裏麵的第一篇——見不得人好，曾荃覺得挺有些道理的，畢竟現實生活中，這種見不得人好現象非常常見啊。
曾荃記得讀大學的時候，在一場關於“人性”公開課上，老師給大家講了個這樣的事例。
有一個大老板，早年走出農村，依靠自己的踏實勤奮，從一個小雜貨店起家，勵精圖治，生意越做越大，聽說固定資產就有幾千萬，員工數千人。
有一天，老師和這位老板倆喝茶閑聊，這位老板卻是一臉的晦氣，情緒低落，老師就笑問道：“你現在還有什麼不高興的事情啊？”
“我情願自己還是一個窮光蛋！”
這位老板的回答，讓老師非常吃驚，這完全出乎老師的預料啊，這麼一個有錢的成功的大老板，怎麼想重新當窮人呢！老師忍不住驚訝地問道：“怎麼回事啊？”
“有錢了卻沒有朋友了。”這位老板傷心地說道。
原來，這位老板發財後，經常參加一些社會公益活動，捐錢捐物，助學興教，可出乎意料的是，慷慨大方不但沒有給他掙來好名聲，卻在他自己的老家被人說成“錢癆”，“訛人精”，“做了虧心事，現在拿錢買平安呢！”
更人他傷心的是，那些從小和他一起玩到大的“哥們”，現在見了他都躲著走，他要是硬跟人家套近乎，往往會碰一鼻子灰：你現在可是大老板了，還看得上跟我們這些人說話，就你跟我們說話這會兒功夫，你還不掙個千把萬把塊的……。
還有幾個朋友幹脆把自己當做“取款機”，三天兩頭過來借錢，借出去也沒有見有人還的，如果是一點點錢，這位老板倒是不在乎他們還不還，關鍵是這些人竟然借錢是一次比一次借的多，借的時間間隔也越來越短了。
問他們為什麼借錢幹什麼用，還被他們說，“自己有錢了，連朋友都不認了，借點錢都怎麼難，還問七問八的，這點錢對你這個大老板來說，還不是小雨點似的啊。”
有時候這位老板朋友真的很想不借給他們錢來的，隻是老師的這位老板朋友又特別地重感情，總想著維持著彼此間的友情。
戴爾·卡耐基說過：嫉妒是人性的弱點。既然是弱點，是人們固有的，我們也就隻能聽之任了。要知道，對於“紅眼病”，你除了保持沉默之外，最後的辦法就是要“低調”，這年頭“低調”的人，往往都是最聰明的。
在不能“低調”的情況下，最好也不要表現太突起，不是有句俗話說的，“槍打出頭鳥”嗎。
當然，在華夏，得“紅眼病”的人畢竟還是少數的，大多都屬於“弱勢群體”，他們得言行代表不了“民意”，也非主流，就像一碗湯裏頭喝出一顆石頭，雖然磕牙，但不會影響我們喝湯得好胃口。
畢竟這世上百人百性啊，難免飛言流語，說三道四，如果過於在乎別人的這些飛言流語，那麼你就活的特別的累，曾荃和雲濤就是這樣子的，特別在乎別人的飛言流語。
和曾荃和雲濤不同，景婷這個新新女性，就活的就比曾荃和雲濤開心快活多了，這些九零後的女孩子，沒有那麼多複雜的想法。
在她們眼裏隻要自己就得開心，快樂就可以了，別人的飛言流語，跟自己有關係嗎，嘴長在她們身上，她們愛這怎麼說，隨她們吧，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
這也是現在很多年輕人的思想，最求潮流，活的開心自在就好了，現在很多工作環境差的、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的工廠，很難找到年輕的打工者了，現在的年輕人很多都不在乎工資的高低。
而是在乎，這個工作是否能做的開心，對自己將來成長是否有幫助，適不適合自己，而不像雲濤那時候的人，隻要能找到工作就很開心了，管它是不是適合自己，對自己將來成長是否有幫助，覺得能有個工作幹，就已經很幸福了。
這說明現在的年輕人，活的越來越瀟灑自在了，說真的，華夏這個國度的底層老百姓們真的要感謝這些新一代年輕的“務工者”了，要不是他們的這種就業觀念，帶動著華夏許多企業不得不改變企業的各項條件，來吸引這些年輕的“務工者”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