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時，剛剛登位一年多的年輕皇帝正在建康皇宮的金殿上，用有略帶一點稚氣的聲音，堅定道：“南渡近五十年，我大宋偏安一隅，積弊以久，朕意以決，為了收複失地，中興大宋，必須興利除弊，推成出新。諸卿有什麼格除弊政，富囯強兵，凡有利於大宋的好辦法，都可以向朕上書，朕必然酌情考慮。”
此言一出，大殿上立刻響起了一片小聲議論的聲音，每一個大臣心中都不禁想到：‘興利除弊，推成出新’皇帝莫非是要實施變法嗎？
“變法”在大宋己以是一件十分忌諱的事件。因為在宋神宗的熙寧年間，曾經由王安石主持過一次長達十數年的變法，對大宋有著深遠的影響。正是那一次變法，引發了大宋後來長達數十年之久的新舊兩黨之爭，以至國力民心在新黨舊黨之間的爭鬥中不斷耗盡。
盡管那一次變法的主導者王安石因為其出眾的文才和毫無指責的個人德得操守，才免強保持住個人的淸名，然而參與那一次變法的其他大臣，如呂惠卿、曾布、韓絳、章惇等人，無一不被打上奸妄的名稱，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而反對變法後司馬光、範純仁等人，卻都是後世公認正直忠心的大臣。
而徽宗時期的權相蔡京也正是借變法之機上位，得以執掌朝政，擅權禍國，至使朝政敗壞，使金囯有可趁之機，才有後來的靖康之亂，二帝北狩，朝廷南渡，損失半壁江山。
盡管這其中更多是徽宗皇帝個人的昏庸無能，用人不當以及一係列施政錯誤所至，與當年的變法並不多大關係。但對於朝廷來說，皇帝是不能有錯，隻能夠把當年大宋敗亡的一係列錯誤源頭推給了那一次變法。以至於南渡之後的朝廷, 大有談變法而色變的地步。然而現在新皇帝竟似又要重開變法之途，許多大臣不禁憂心匆匆。不過幾位執政大臣這時都還能夠沉得住氣，在心裏揣摩皇帝的心恩，並沒有搶著發言。
不過陳俊卿卻立刻想到了三個月以前那一次朝會。
當時正值大宋全境平定不久，趙忱在建康府祭天登基，正式穿上龍袍，坐上皇位，對幾位輔弼大臣提出：“朕雖以冠弱之年，登基大寶，然而不願孤守半壁江山，坐以待斃，如果想恢複故彊，中興大宋，為祖宗雪恥，成就漢唐功業。眾卿認為該如何行政呢？”
樞密副使劉珙當即回奏，道：“複仇雪恥，誠仍當務之要，然臣以為，若非積十年之功，內修政事，外修兵革，恐怕不可輕動。”
趙忱不禁有些不解，道：“昔日漢之高祖、光武二帝。起於匹夫而有天下，不過數年功夫，唐之高祖、太宗也不過也是以一郡之守而取天下，也不過數年功夫。今大宋雖隻剩這半壁江山，但尚有江南之地方萬裏，民計千萬，帶甲五十餘萬，為什麼非積十年之功不可。”
劉珙答道：“正是因為漢之高祖、光武起於匹夫，唐之高祖、太宗隻為一郡之守，因此才能無所顧忌，而陛下受宗嗣社稷之重，其輕重程度，豈非彼四君相比。何況秦、隋之末，在於二世、隋煬昏庸失德，群雄逐鹿，故此漢唐蹬高一呼，天下百應，而今金國國內穩定，尚無大亂，豈能輕易取之。”
這時辛棄疾也出列稟道：“陛下，臣聞凡事古之英雄撥亂之君，必先內有整作三軍之氣，外有以破敵人之心，故曰：“未戰，光養其氣。”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然自大宋南渡以來，太上皇帝用秦檜專政一十九年，皆以和好為可以安，待敵則恃歡好於金帛之間，立國則借形勢於山湖之險，不思進取，莫此為甚。以至嶽飛慘死，韓世忠、劉琦閑置，至使路人皆知。而身居上位之人畏敵退避之如此，以為夷狄必不可敵，戰守必不可恃，遂使軍心士氣喪失殆盡，雖有剛心勇氣，亦銷鑠委靡而不振。其後雖得孝宗皇帝稍有振作，然積弊以久，非一時一刻可變，假使立戰，其能有必勝乎？願陛下先養必勝之氣，然後而戰，方可一鼓破之。”
趙汝愚也道：“陛下，恢複大事，豈能是一戰而勝乎，必為曠日持久之戰，然後才決勝負也。而曠日持久之費用，緩急必用之則度, 皆取之於民，若民無餘力，則官無遺利，國亦不可得而富矣。古之人君，外拒其敵，必先內厚其民，其本末先後之序莫不如此者。不然，事方集而財已竭，財已竭而民不堪，雖有小有成功而不能為以繼也。故此當務之急，莫過於修德立政，用賢任能，除弊興利，收蓄錢糧，愛民養士，陛下亦次第而行之，臣不能悉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