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陸和朱憙的分岐雖然不算是小，但雙方的大前提卻是基本一致，就是通過個人修養的提高，使自己達到聖人境界。隻是雙方實現這一目地的方法不同而己。因此雙方的觀點雖然對立，但卻還能夠互相欣賞，甚至是彼此兼補所長。
真正與朱熹的學說無論是思想、目地還是觀念針鋒相對的，其實是陳亮功利學說。
陳亮所持的學說最大的特點就是經世致用，因此在根子上對朱熹所主張的天理性命之學是對立的。正所謂“君子不言利”，在利義發生衝突的時候，必須舍利而取義，這是宋朝的士大夫，也是任何一種儒家學說都必須尊守的一條最傳統的倫理道德。因此在陳亮之前，也從來沒有人能夠像他那樣，把功利提升到一個明確的位置，而陳亮不僅提岀功利之說，而且將致用的目標徹底地具體化，那就是中興複仇，致達王道霸業的目標。
但這種觀念，自然會受到朱熹的排斥。朱熹並不是一個胸懷寬廣的人，對事對人的涵容量都不夠寬洪，這一點遠不及呂祖謙。而陳亮更是居材自負，激揚踔勵。按說這樣觀點迥異的兩個人在任何一點上，都沒有結成朋友的因緣。
而這一次恰恰又是呂祖謙從中穿針引線，才兩人對對方的學說和為人有了一些俱體的了解。因此在朱熹擔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的職務，到浙江視查衢州和婺州時，陳亮也專程趕到衢婺之交的地方，拜訪了朱熹。成為兩人的第一次相見。
這一次兩人盤桓了十數日，相互之間對各自都有了一番更新更深的認識。也使得兩個人對彼此的印象都有了許多改善。朱熹發現陳亮不隻是一個尚氣任俠、縱情酒色的性情中人，還是一個學問淵博、見識深刻的學者，才氣識略確異流輩，是可以和他討論問題的；而陳亮也發現朱熹也不是傳說中的那種隻會死讀書、空談性命道理之學的腐儒，也有收複失地，中興大宋的一腔熱情。
於是兩個人跨越了不相思，以相互理解為基礎，建立起良好的個人友誼。但隨著交往的深入，兩個人內在的思想分歧也日益明顯地凸顯出來，因此盡管後來兩個人見麵不多，但還是進行了多次通信論辯，因為這場論辯核心內容是“王霸”與“義利”，因此兩人的論辯也被後人稱為“王霸義利”之辯。
直到後來朱熹被朝廷罷職，隨後金軍南侵，孝宗殉國而崩，大宋一度處在亡國的邊緣，而陳亮又在辛棄疾的引薦下，做了楊炎的幕僚，投入到大宋複國的戰鬥中，兩人的這一番通信論辯才算暫告結束，雖然誰也說服不了誰，但卻並沒有影響到兩人之間的友誼，這一點看頗像當年的王安石與司馬光。
在大宋複國之後，陳亮出仕在新朝廷中，擔任了趙忱的侍講兼製詔，並且還向趙忱大力推薦朱熹，才使朱熹也能夠重新得到朝廷啟用，兩人又成為一殿之臣。隨著鍾山書院的成立，兩人又同在書院教學授徒，幾乎天天都可以碰頭，那麼再度開論辯自然是再所難免的。
朱熹的觀點就是王道與霸道，義與利是本質不同的，就好像天理與人欲的對立一樣，隻有“王道”才是正道，隻有“義”才符合天理，才能成為盛世，而“霸道”是邪途，“利”是人們心中利欲之私的產物，並不直得推崇；因此明確提出：尊王賤霸，重義輕利。 而陳亮則認為天理與人欲是不可分割，道德與事功是統一的，道德應見於事功之中，因此王道就是霸道，義與利也可以雙行。
可以說兩人的觀念截然對立，絕對不可能調合，因此兩人從上三代辯起，以至漢唐以下，通過曆史事實互為詰難，都希望證實對方是錯的，自己才是對的。
朱熹列舉程顥所說過的“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的話作為自己的論證，並道：“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隻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嚐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有，卻又初非人所能預，隻是此個自是亙古亙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