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 阿奎那不是說過哲學是神學的婢女嗎？孟繁英參與了幾個科研課題後，明顯能感覺到：學術成了領導的婢女！
能攬到科研課題才是最重要的。隻有與領導關係好、甚至給回扣才能攬到科研課題，是學術在求領導。
承攬到科研課題後，經費就全由課題組長說了算，用不完，沒有一個傻蛋會退回去的，套錢的辦法多了去了。
於是，能攬來課題的導師成了研究生的老板，研究生成了廉價勞動力。當然，研究生在學位上鍍了金，也抬高了自己進入社會的身價。
而課題研究本身反倒不是最重要的，搞點花架子，弄點新鮮術語、圖形表格、數學模型什麼的擺擺樣子，課題報告或者論文寫得厚一點，讓外行輕易看不懂，也沒法看下去，就行了！
最後的規劃或預測結果還要與領導的政治需要或拍腦門的結果保持一致。
實際上，科研人員也就相當於領導的“禦用文人”，隻不過是把領導的想法，用貌似科學的術語表達出來而已。
也就是說，學術始終都是領導的婢女！
那麼，為什麼“學術會成為領導的婢女”呢？
孟繁英把這個問題提給了陶先生，陶先生思考了一下，給出了答案：
“中國無處不官場！”
為此，陶先生還特意組織了兩次討論課。
第一次討論課的主題是：兩套基因
孟繁英感覺這個提法很新鮮，幾個師兄弟也理不出頭緒。
於是，陶先生給出了更詳細點的討論提綱：
毛毛蟲為何能化蛹成蝶？
收集自相矛盾的中國俗話。
為學與為官的關係。
孟繁英和幾個研究生分頭查閱了大量資料，還真學到了許多以前未引起重視的知識。
毛毛蟲為何能化蛹成蝶？毛毛蟲與蝴蝶的形態是完全不同的。
這還牽扯出了一個現代科學未解的迷題。當年達爾文沒能解釋得了這種想象，因此這也被稱為“達爾文的蝴蝶惡夢”。
至今為止某些基督教反進化論者還是以“毛毛蟲變蝴蝶”作為神創論的證據之一。
有一種解釋說“蝴蝶的體內被植入了兩套基因”，蝴蝶卵先按第一套基因發育成毛毛蟲，毛毛蟲變成蛹後，大部分組織溶解成一包細胞漿。然後，另一套基因開始被激活，從無到有，發育出蝴蝶，有如鳳凰涅槃一般。
陶先生說：生物學的問題，我們不去爭論。我們把這個概念引致中國人身上，你會發現非常適合。
“朝為田舍郎，幕登天子堂“、“學而優則仕”這些都是兩套基因的明證。原來是農夫或學生，環境一旦適合，另一套基因就被激活，就要去當官，很多人的心底都深藏著一個官員夢。
許多中國人，從生理到心理，都被植入了兩套基因。
不能在兩套基因間自由華麗轉身的，按達爾文的進化論，早已被淘汰了，或者被邊緣化了。
有了兩套基因的理論，孟繁英他們收集的自相矛盾的俗話，就派上了用場：
兔子不吃窩邊草；vs. 近水樓台先得月。
男子漢大丈夫，寧死不屈；vs. 男子漢大丈夫，能屈能伸。
寧可玉碎，不能瓦全；vs.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浪子回頭金不換；vs. 狗改不了吃屎。
退一步海闊天空；vs. 狹路相逢勇者勝。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vs. 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
前一套基因植入腦海中，是為了高尚美好尋找精神支柱，也是為了攻擊別人時占領道德製高點。
後一套基因植入腦海中，就成了卑鄙發狠的借口安慰，在突破自己的道德底線時特別有用。
這也正應了北島的那句詩：‘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我們中國人從古以來植入的這兩套基因，讓我們在好與壞、善與惡、學與官之間可以隨時自由切換。至於哪套基因占主導，則要取決於體製環境了。
而我們現在是個什麼樣的體製環境呢？這就進入了另一個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