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後期，這最先覺察到了帝國主義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的“和平演變”戰略的危險。1959年11月，他講到：杜勒斯所說的和平轉變，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的。1964年1月，他公開揭露美帝國主義“力圖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政策，實行資本主義複辟”。同年6月，他進一步指出：帝國主義說，對於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麼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
他們認為在什麼情況下帝國主義的這種圖謀有可能得逞呢？他說：“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後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裏，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複辟的道路”。為了避免發生這種曆史性的悲劇，主席和他的戰友們在總結蘇聯的經驗教訓的過程中，提出過許多重要的思想。
徐文博文章的布局很巧妙，由新中國的締造者毛主席對防止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論述中，引到了蘇聯的身上，接著開始論述蘇聯現在的形勢，他說，毛主席就曾敏銳地指出：“在蘇聯的幹部隊伍中是有這麼一個特殊的階層的。“他們有權、有勢、有錢，特殊於廣大人民群眾和一般幹部。”他們成了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的主要社會基礎。赫魯曉夫提出的係統化的錯誤觀點，就是代表他們的利益和要求的。他認為，這類問題在中國也存在，好在“我們正在開始認識，並著手解決。”
徐文博在文章中提到：赫魯曉夫時期，他領導的蘇聯同樣寄希望於“和平演變”，提出了西方國家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為此，中共給予赫魯曉夫以有力的反駁，從此中蘇就意識形態問題發生矛盾和爭論，中國稱蘇聯變成了“修正主義”，最後中蘇決裂。
徐文博在文章中最後寫到：毛主席認為，處於執政地位的我們的黨和幹部，為了防止自己脫離群眾直至蛻化變質，除了應當堅持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嚴於律己以外，還必須接受來自各方麵的監督。他說，“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同時還有民主黨派。“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所以“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這些主張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徐文博從此奠定徐家第二代領軍人物的政治地位，徐家的政治資源從此全力向他身上傾斜，他的從政之路自此進入了快車道，春節過後他便再進一步，但這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