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年注定不安分，中國北方正鬧著轟轟烈烈的義和團，有位老公子哥不得誌很鬱悶，冷冷清清地來到南京，打算在這裏定居養老。南京這地方從來不適合韜晦養誌，任你是個什麼人物，燈紅酒綠的秦淮河邊一住，革命也就基本到頭。
這位老公子哥便是散原老人陳三立，說他老，此時四十九歲，按照古人標準，五十初度，是知天命的歲數，確實沒多少年折騰了。說公子哥，他是晚清著名的“維新四公子”。兩年前戊戌變法，出身名門的四位公子，呼風喚雨何等風光，不曾想風雲突變，維新人士成了康梁亂黨，“四公子”之一的譚嗣同押往菜市口砍頭，其他三位沒掉腦袋已算幸運。
春歸秣陵樹，人老建康城，既然政治不好玩，會丟了身家性命，散原老人開始全心全意地玩文學，玩純文學。當時的文壇，說白了就是詩壇，小說是標準的俗文學，給下裏巴人的老百姓看，士大夫和文人看重的還是有傳統的詩歌。誰在詩壇上最牛，誰就能執文壇之牛耳，汪辟疆的《光宣詩壇點將錄》將散原老人尊為“及時雨宋江”，一百單八將中排名第一，由此可見其地位之顯赫。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真犯過什麼嚴重錯誤的話，就是沒把這獎項頒給俄國的托爾斯泰，並且也不知道中國還有個散原老人。毫無疑問，作為詩壇祭酒，作為當時中國文壇最具有代表地位的詩人，如果他老人家獲獎，不但眾望所歸，關鍵還能增加這個文學獎的含金量，畢竟中國傳統詩歌也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
錢鍾書小說《圍城》中談到詩壇，雖調侃，也寫出了當時的部分真相。一位叫董斜川的詩人吹噓自己曾跟散原老人聊過天，說“老頭子居然看過一兩首新詩”，認為“還算徐誌摩的詩有點意思，可是隻相當於明初楊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憐了”。
小說家的話不可以太相信，當不得真，不過玩舊詩，通常倚老賣老，會看不上新詩，新詩人卻不得不對前輩表示恭敬。一九二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泰戈爾來中國訪問，慕名拜訪散原老人，兩個人隻相差了兩歲，散原老人略大一些，是標準的同時代人。徐誌摩屁顛顛地給他們當翻譯，免不了一些客套，相互送書，拍照，究竟說了些什麼話，還有過什麼樣的文化交流，也不得而知，反正多少有點象征意義，畢竟當時中國和印度最好的兩位詩壇大佬見麵了，這很不容易。
海明威與福克納都沒見過麵，盡管他們同時代，都是美國文學的領軍人物。
有人問，既然對散原老人有興趣，那麼當時的老房子在哪兒。我想了想，真答不出來。九曲青溪十裏秦淮，隻知道緊挨青溪河邊，取名“散原精舍”。精舍二字望文生義，容易讓人聯想豪宅的精裝修，其實是普通住宅。古人稱佛教修行者的住處為精舍，散原老人官場失意，避禍南京隻為養老，用這兩個字十分合適。
那時候，陳寅恪隻有十歲，有兄弟五人，最小的登恪剛三歲。散原老人為了兒子的教育，幹脆辦家學，花銀子聘請家庭教師。他身上洋溢著名士氣，儼然成了《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飲酒作詩，基本上就是專業作家。科舉還沒廢除，他早已大徹大悟，內心深處先將它給結束了。
有人把清王朝的崩潰，歸罪於科舉廢除，因為讀書人失去奮鬥目標，前途變得黯淡了。散原老人也算是有功名的人，舉人出身，中過進士。一八八二年鄉試，年僅二十三歲的他討厭八股文，竟用散文體寫試卷。這是公然冒犯科舉，初選就慘遭淘汰，幸好遇到一位慧眼識才的考官，從落選的試卷裏重新將他破格錄取。
參加科舉應試，柳詒徽用篆字，散原老人不寫八股文，其實都意味著科舉的壽終正寢。僵硬的科舉已失去存在意義，廢除不廢除都得完蛋。隻是他的做法，更像一位純粹的詩人。或許正是因為這種氣質，才能把詩寫好，才能做出真正的學問。現成的例子就是陳寅恪，他顯然繼承乃父風範，學貫中西，不知念了多少個第一流大學，學曆上可以寫上日本弘文學院、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美國哈佛大學，能閱讀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種語言，卻沒有任何正經八百的文憑和學位。
在科舉廢除的前兩年，也就是一九○三年，散原老人曾擔任過南京三江師範的總教習，又稱總稽查。三江師範後來改名兩江師範，又改名南京高等師範，再改名東南大學及中央大學，最後就是今天的南京大學。因此，說起南大的老校長，似乎不該忘了提一提這位散原老人。不過這也是掛名差事，他顯然誌不在此，這時候，北京已經有了京師大學堂，各地紛紛效仿，由官方出麵辦新式學校，官辦學校就像官樣文章，通常不入詩人的法眼。
在中國曆史上，詩人注定沒什麼政治地位，作為詩壇領袖，散原老人更像是一個文學小圈子裏的人物，好在有個爭氣又充滿傳奇的兒子，你可能不認識他爹，但你不會不知道陳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