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學英語，趕上“文化大革命”，基本上隻記住標語口號。粉碎“四人幫”後恢複高考，有機會進大學，學英語的教材還是“文革”殘留。對話練習仍然“我是一個工人”，“我是一個農民”，“我是一個人民解放軍戰士”。這情景很有趣很寫實，我們都來自基層，譬如在下，就是四年工齡的鉗工。
校方也覺得教材太不像話，於是現編，每次上課發幾張紙片。那年頭外語都糟，尤其中文係，要想好就得另開小灶自修。我後來能考上研究生，主要依靠《許國璋英語》，這套教材的五六冊由俞大女士主編，當時隻知道傻乎乎學，既不問俞大何方神聖，也沒想到她是女的。
後來弄明白，原來俞大來頭很大，曾國藩的曾外孫女，母親是曾國藩的孫女兒。這身世了不得，人們說起張愛玲，必提李鴻章，張的奶奶是李鴻章女兒，俞大與曾國藩近似於張愛玲和李鴻章。曾國藩後代中的有名女性，常提到考古學家曾昭燏、全國婦聯副主席曾憲植，其實兩位都不出自曾國藩這一支。
俞大與曾昭掄結婚，標準的親上加親，她又回到了老曾家。如果有孩子，就該姓曾，有一種傳說，說因為表兄妹，害怕近親結婚弄出傻兒子，他們都不敢要孩子。我對此有懷疑，在過去年代，姑表親姨表親算不上什麼事，翻《紅樓夢》就知道了，他們畢竟已隔很多代了。
大家族相互通婚，從好的方麵講，綜合了文化優良傳統，優秀變得更優秀。中國人講究門當戶對，忠厚傳家詩書繼世，對名門既佩服又羨慕，仔細想想也不是沒道理，畢竟人才一串串出現了，成功概率要高許多。當然，大戶人家也難免裙帶，難免潛規則，富不過三代，好的文化傳統和遺傳基因一樣，再優秀也會變異，掰開手指頭認真計算，沒出息的富二代富N代，遠比有出息的多。
湖南曾家與浙江俞家聯姻，拉開了一張巨大的名人關係網。小時候，聽家人聊天，我知道俞平伯家與曾家沾親，按輩分，俞平伯好像要比俞大低一輩。後來讀的書多了，又知道陳寅恪的母親俞明詩，是俞大的嫡親姑媽。這層關係要親近得多，俞大哥哥俞大維娶了陳寅恪妹妹陳新午，標準的寶哥哥和林妹妹，他們第一個兒子真的是弱智。
俞大有個堂侄兒俞啟威，又名黃敬，也是位老革命，是現如今國家領導人俞正聲的父親。她還有個嫡親侄兒俞啟德，又名俞揚和，是蔣經國的女婿，小蔣隻有一個寶貝女兒。
俞大的顯赫家世像光環一樣籠罩，然而物極必反，擱在“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出身便是滔天罪行。“文革”初期很多人受衝擊，最慘痛的往往是兩種人，一是地富反壞右，一是反動學術權威。
為什麼他們最倒黴呢，因為最容易欺負，最沒有還手的能力。前一種是死老虎，早就在打倒之列，輿論宣傳做足了，已身敗名裂，怎麼羞辱都不為過。後一種還包括各行業的名流，有名氣，薪水高，本是平民百姓眼紅的對象，既羨慕又嫉妒，突然有個機會，能將他們掀翻在地，再踩上一隻腳，正好趁機出口鳥氣，而且沒有任何風險。
“文化大革命”的荒誕，在於場景不斷變化，人人都可能轉為批鬥對象。同是天涯淪落人，“走資派”要好得多，群眾再怨恨，內心深處多少會有忌憚。民怕官畢竟是傳統，考察中國大曆史，當官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啥時候真正吃過虧。
在一個不好的時代，落井下石和被落井下石，最常見的兩種境遇，具體到俞大，光曾國藩後人這一條，已足以取她性命。曾國藩是屠殺太平軍的劊子手，年青一代的仇恨與生俱來，一旦爆發，後果相當嚴重。
俞大的嫡親哥哥俞大維，逃到台灣的國民黨國防部長，加上這一條，她的反革命罪行不堪設想。知道內情的人悄悄替她惋惜，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當年國民黨政權往台灣去，飛機上座位都留好了，她和丈夫曾昭掄，還有妹妹俞大縝，以及小姑子曾昭燏，義無反顧地都選擇了留在大陸。
俞大之死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反抗，以死相抗的還有老舍，他早走了一天。還有傅雷，他晚走了十天。俞大服毒，老舍投湖，傅雷自縊，共同點在於，都遭到了非人對待，都被暴打，都被淩辱。俞大是英語教學界的老前輩，老舍是優秀作家，傅雷翻譯了巴爾紮克，我們都曾受惠於他們。
我不認為他們後悔留在大陸，為伊消得人憔悴，衣帶漸寬終不悔，老一輩人的理想境界，遠不是我們平庸的腦袋所能想象。在俞大逝世一年前，她的小姑子從南京的靈穀塔上一躍而下，結束了性命。此時距“文革”還有些日子，政治恐慌讓人窒息，曾昭燏的決然而去，讓她避過了人格汙辱。
人是有尊嚴的動物，是可忍，孰不可忍，人同時又非常脆弱，像根很容易折斷的蘆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