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賠款二期學生中的三傑，相差一兩歲，趙元任最小，胡適居中，竺可楨最大。活最長的趙元任，九十歲。其次竺可楨，八十五歲。胡適最短，活了七十二歲。他們的政治觀點，非要分成左中右，胡適顯然偏右，當過國民黨的官，去了台灣。趙元任中立，長年生活在國外，國共兩不得罪，共產黨得天下以後，回過兩次大陸，一是“文革”中，一是八十年代初。偏左的自然應該是竺可楨，最有力證據，是他老人家七十二歲，還加入了共產黨。
這個劃分似是而非，平心而論，三位老同學有太多的共同點，都有學問，都有身份和地位，都是統治者想利用的人，一輩子吃香喝辣。西方的自由思想給他們打下了基礎，又能出淤泥而不染，可以算得上堂堂正正。三位的背景其實很相似，都是說吳語的江南人。胡適的籍貫是安徽績溪，地處皖南，生在上海大東門，聽口音仍然還有吳語腔。趙元任是常州人，隨著做官的父親到處走，居家一直是說家鄉話。
竺可楨是浙江上虞人，家境自然說得過去，好像是一個米老板。他的中學先是在上海讀的，後來又去了唐山路礦學堂。科舉取消，當時的父母真不知道該讓孩子學什麼，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學路礦。以浙江籍人士為例，魯迅、馬寅初、朱家驊、陳立夫，都和礦物打過交道，都是不了了之半途而廢。
到了美國，與胡適一樣，竺可楨在一開始，也是學習農科。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萬事以農為本，他稀裏糊塗地就進了農學院。直到本科畢業，才轉進哈佛的地理係攻讀氣象學。這一次，算是入對了門，找到了真愛，不僅非常順利地拿到了博士學位，而且就此成為中國氣象學的一代宗師。
南京市內的最高處北極閣，現在依然還能看到當年的氣象台遺址，不過已改成了氣象博物館。它最初就是由竺可楨領導所建，因為是在山上，用水很不方便，不得不修一條公路，用汽車送水上去。竺可楨給氣象定位很高，覺得很多事都離不了。氣象乃萬物之首，戰爭年代打仗，首先要考慮到氣象。不僅戰時如此，日常也是這樣，大到農業，小到出行，刮風下雨都不能不在乎。
氣象學還可以用來研究曆史，郭沫若曾向竺請教，唐貴妃得寵之前，玄宗有個梅妃，喜歡在宮中廣植傲寒鬥雪的梅花。可到了宋朝的蘇東坡筆下，已是“關中幸無梅”，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陝西一帶的梅跑哪兒去了。竺可楨沒被問住，立刻就給出了答案。
全球化變暖是時髦話題，成了要環保的重要依據。然而竺可楨卻用一張曲線圖，向我們形象地展示了地球表麵的溫度變化。具體地說，在唐朝，地球相當溫暖，那年頭黃河流域的氣溫，與今天的長江流域不相上下。以梅花為例，它雖然傲雪鬥霜，並不耐寒。到了宋朝，地球突然變冷，黃河流域的溫度急遽下降，梅花難以生存，於是形成了“不知梅”的現實，王安石便曾譏笑北方人分不清梅花和杏花。
根據竺可楨的溫度曲線圖，今天的平均氣溫，已接近唐朝，而曆史上最冷的年代，在北宋。同時，曲線還告訴我們，氣溫的冷熱變化，不一定是個緩慢過程，它像股票一樣，一會兒牛市，一會兒熊市，突然跳水也是常態。氣溫變化與幹旱洪澇有密切關係，許多疑問我們還不能解釋，輕易就下結論，很可能會有嚴重後果。
竺可楨後來屢屢被人提到，當然不是由於氣象學，更重要的原因是，當過十多年的浙江大學校長。中國是個重教育的國度，在解放前，當上縣中學的一校之長，基本上跟縣太爺差不多。不平常的年代，當上著名大學的校長，那是非常的不平常。現如今的部級高校領導任命，據說也還要經過政治局討論，因此校長一職的被看重，不僅傳統，而且仍然延續。
抗戰勝利，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打電話給趙元任，希望他回國出任中央大學校長，趙很瀟灑地回電：“幹不了，謝謝。”北京大學的校長則由胡適擔當，考慮到他老好人，號稱“大炮”的傅斯年先代校長，對原有教職員大加整頓，用傅的話說，是替胡“清君側”。
竺可楨擔當浙大校長是在抗戰前一年，當時他在南京定居，為要不要當這個校長十分猶豫。讀《竺可楨日記》，記憶最深的總是趕來趕去，每周在杭州待幾天，在南京住幾天。他詳細記錄了路上需要的時間，當時寧杭國道比較好走，半天也就到了。
如果不是抗戰，這校長未必當得長，一開始隻想頂替一陣，可是抗戰爆發，他不得不挺身而出，帶著學校西遷，結果成了浙大校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校長，幹了十三年。他當校長的口碑極好，查民國年間的大學，學生極難侍候，學潮一個接著一個，當校長能一口氣幹這麼多年，恐怕也是絕無僅有。
行政工作會影響做學問，不言而喻。胡適的著作，常常寫了上本沒下本，顯然與太多兼職有關。凡事都有得有失，竺可楨當了多年的大學校長，科研水平不可能不受到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