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費逵是中華書局的創始人，不姓陸，和常見的諸葛和歐陽一樣，是複姓，應該叫陸費–逵。大家都知道，《百家姓》遠不止姓氏一百，光複姓就有八十一個，陸費還不在其中。我堂嫂的一位姐夫就姓陸費，複姓的人一般隻喊姓，小時候聽岔了，一直覺得這人名字很怪，叫“路費”。
這位遠親與陸費逵是本家，很近，究竟近到什麼程度，我一直也沒弄明白，隻知道確實是有關係。陸費逵祖籍浙江桐鄉，與茅盾和豐子愷是同鄉。不過他出生在陝西，十二歲去江西南昌，在那兒一直待到成年，參照新舊習慣，既可說是浙江人，也可說是隴西人，更可說是南昌人。他的遠祖在明朝時還姓費，後來出嗣舅家姓陸，再後來，費氏本支無人，又兼祧陸費兩家，從此複姓。
記不清是哪位長輩說過這故事，反正我早就聽說過，知道陸費逵精明強幹。辛亥革命前夕，他正在商務印書館就職，收入相當豐厚，已經幾百大洋。那時候的商務印書館一家獨大，國內出版界無人敢跟它叫板。陸費逵獨具慧眼，預感到帝製即將結束，悄悄召集了幾個人編寫新課本。據說商務的老板曾私下問過他，時局不穩，要不要準備一套新的教材，他虛與委蛇，說暫時還沒那個必要。
辛亥革命爆發，舊封建教材不能用了，陸費逵來了個窩裏反，抓住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成立中華書局。他及時推出了自己編的適合共和政體的新課本，打了老東家一個措手不及，一下子便站穩了腳跟，迅速成為出版界老二。這套教材不僅滿足當時的教學需要，而且賺足了第一桶金，從此奠定了中華書局的經濟基礎。
陸費逵的故事說明了出版業的兩個簡單真理，首先抓住機遇，把握好時代主旋律，商場如戰場，不僅要準，還要夠狠。中華書局編輯出版新教材，本身就是一場賭博，押的是共和勝利，在這樣的關鍵時刻，牽一發動全身，錯一著輸全局。當時的商務印書館是出版界航母，實力雖然雄厚，卻轉身困難，畢竟舊教材是其看家之本，不像中華書局那樣靈活，船小好掉頭，沒有任何負擔。
其次，教材永遠是香餑餑，誰捏在手裏都賺大錢，誰能壟斷誰就是大腕。今天的各家教育出版社，之所以財大氣粗，靠的就是教材，甚至隻是很一般的教輔。要知道，因為科舉製度，我們向來是個崇尚教育的國度，老百姓心目中，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商人重利本是無可厚非，打著教育旗號做買賣，名利雙收輕而易舉。
陸費逵的母親是李鴻章侄女，時至今日，可能不知道陸費逵是誰，但你一定會聽說中興名臣李鴻章。出身名門常為大家津津樂道，按輩分，應該是張愛玲奶奶的堂姐妹，張愛玲得喊陸費逵一聲表舅。
熟悉張愛玲文字的人都知道，在她小說中，富二代官二代皆不是什麼好東西，基本上敗家子，大多數沒出息。誰要是以為在那個時代，大戶人家的孩子就有前途，一定大錯特錯。富不過三代，那是太平年代，到了亂世，一代都熬不過去。往好裏說，陸費逵是書香門第，其實早家道中落。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灘煮酒論英雄，將陸費逵與外國的愛迪生和高爾基並列，評為自學成才的典型。入選的還有葉澄衷和楊斯盛，葉是家產萬貫的五金大王，楊是大名鼎鼎的建築大王。與同樣是出版大亨的張元濟不同，陸費逵成為別人羨慕的成功人士，首先得力於母親的教育。
張元濟科舉出身，戊戌變法失敗，維新人士遭到鎮壓，砍頭掉腦袋，政治上的無出路讓他義無反顧地投身出版。那時候，陸費逵剛十三歲，已能夠識字讀報，受新思想影響，與保守的父親難免衝突。好在開明的母親支持，不讚成兒子走科舉俗路，不強迫讀八股文。當時的科舉形同高考，敢不理睬這根指揮棒，真不容易。
陸費逵十分自豪，他一生中隻付過十二元錢學費，母親教了五年，父親又教了一年，入南昌英語學塾附設日本專修科一年半。究竟學會了哪一門外語，我也弄不明白。他的成就不是在學問上，一個搞出版的天才，不在乎有多少學問，而是要知道什麼才是學問。陸費逵的強項是知道該出什麼書，什麼書對世道有用，什麼書對國家有好處，什麼書能夠賺錢，能夠名利雙收。
除了獨步天下的教科書，陸費逵手下的中華書局還有兩個絕活兒。一是印鈔票，今天聽起來天方夜譚，近乎滑稽，但事實就這樣。我見過這種印有孫中山頭像的紙幣，國民政府貨幣改革，統一的法幣都是由中華書局承印。承印不代表可以隨便印鈔票，這是純粹的技術問題，隻能說明你有這設備，有這能力和實力，在此之前，中國紙幣都由外國公司承印。
二是印大型工具書，中華書局的《仿宋版二十四史》、《辭海》、《古今圖書集成》，都赫赫有名，一般出版社玩不起，也不想玩。陸費逵要玩就玩大，而且出手闊綽，譬如字數達兩億的《四部備要》，他竟然敢許諾，誰發現一個錯字，獎賞十塊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