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期間的商務印書館，有些像黃埔軍校，中國現代史上的幾位出版人才，都從那兒出來。最典型的例子是陸費逵，跳槽重組了中華書局。商務和中華是出版業界的老大老二，接下來的老三老四，規模小很多，排名已沒意義。
排在第三位的應該是世界書局，老板也是商務出身，先跳槽中華書局，然後又另起爐灶。世界書局的老板叫沈知方，格調不是很高，玩暢銷書的高手，趣味糟糕，經濟手段惡劣，鴛鴦蝴蝶派黑幕小說大為風行，跟他的推波助瀾分不開。聰明往往被聰明誤，與商務和中華相比，世界書局起伏最大，會賺錢，不斷變花樣，但太會投機，造成的失誤也更多。
開明書店差不多可以算是第四，老板章錫琛如出一轍，同樣是在商務學會了本事，再自己艱難創業。有趣的是，幾位做出版的老板，與商務印書館的創始人張元濟一樣，都是浙江人。看來不是商務出身，不是浙江老鄉，還真搞不好出版。章錫琛的籍貫是紹興，生於一八八九年，比我祖父要大五歲。
當出版社老板，眼光固然很重要，能不能賺錢，更重要。張元濟的商務敢稱老大，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為經濟。治大國如烹小鮮，真能把一家出版社玩好了，與管理好一個國家也差不太多。張元濟的繼任者王雲五，就曾在國民黨經濟最危難的時候，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財政部部長。
相比之下，章錫琛幹出版，經濟手腕並不算最突出。他不能跟商務的張元濟和王雲五相比，比不上中華書局的陸費逵，也比不上世界書局的沈知方。但是他有知人之明，手下有個很好的團隊，譬如主持編輯工作的夏尊、王伯祥、周予同，當然還包括我祖父。
開明書店風格比較實在，與章錫琛的為人性格有關，也與團隊的精神追求分不開。堂堂開明人，俯仰兩無愧，一九四六年，開明書店創業二十周年，出版了一個紀念冊，與通常的熱烈慶祝和鼓吹不一樣，隻是以文會友，收集了九位好友的文章，篇篇都是珍珠和精華。仿佛蘭亭的曲水流觴群賢畢至，又好像華山的比武論劍高手過招，每個人都在不經意間，拿出了力作。
這九篇文章分別是呂叔湘的《從主語賓語的分別談國語句子的分析》，郭紹虞的《論中國文學中的音節問題》，浦江清的《花蕊夫人宮詞考證》，郭沫若的《考工記的年代與國別》，錢鍾書的《中國詩與中國畫》，王力的《新訓詁學》，遊國恩的《論〈陌上桑〉》，顧頡剛的《辛未訪古日記》，翦伯讚的《台灣番族考》。
開明書店經營圖書，主要是文史和教育，前些日子，《開明國語課本》熱鬧了一番。在文學書籍方麵，出版了茅盾的《蝕》和《子夜》，巴金的《家》、《春》、《秋》。一九四九年以後，開明書店招牌不複存在。搞文學的這一撥人，與共青團中央所屬的青年出版社合營，改名中國青年出版社。善於編教材的高手，去了人民教育出版社。
當年辦開明書店，章錫琛很有生意眼光，林語堂編了一本英文教材，起先準備給北新書局，北新以要價太高拒絕，於是開明出了這本《開明英文讀本》。林語堂的要價確實很高，每月要預支三百大洋的稿費，這時候，開明書店的所有資金，也就四五千元，可他還是很勇敢地做了這筆買賣，結果大家賺錢，據說林語堂僅靠這本書，就拿了三十萬大洋版稅。
開明書店不存在了，章錫琛七轉八調，最後去中華書局，當副總編輯。此時的中華書局，經過公私合營，性質完全改變。他再會經營也無用武之地，隻能整天和古籍打交道。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從此悶悶不樂，“文革”中又遭迫害，含怨去世。
我父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寫紀念文章，說章錫琛被錯劃為“右派”。時隔三十年，重讀這些文字，不由一陣悲涼。家父也屬於錯劃之列，對這兩個字有切膚之痛，章錫琛一家被錯劃的還有二弟、五弟、長子、次子及次媳，這幾個人都跟出版有關係，都是這方麵的行家。父親說他們成為“右派”，原因很簡單，就是太內行，太懂出版，那年頭，內行常會忘了自己是誰，有意無意就犯了大忌。
章家與我們家關係非同尋常，章太太是我伯父和伯母的大媒人，說笑時，也曾把父親與章家的小女兒配成一對。小孩子對這種事照例很難為情，因為這玩笑話，害得父親都不好意思與章家小女兒一起玩。章太太喜歡打麻將，有時也拉著我奶奶做搭子，父親說小時候最不願意奶奶打麻將，章太太怕他搗蛋，總是買好吃的東西哄他。
晚年的章錫琛住在北京，存款凍結，日子很清貧。我伯母不時會送些東西，有一次買了隻鴨子過去，還有其他的副食品，沒想到竟然害得他鬧了好多天肚子。很長時間沒吃油膩的東西，腸胃消化不了。父親說起這個，忍不住歎氣，章錫琛雖然是開明的老板，確實也曾經有過錢，闊過，但是為人一向低調，從不鋪張浪費，用土話說是非常做人家，晚年窮困成那樣，也想不到。
章錫琛活了整整八十歲，死於一九六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