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由蔡楚生編導的影片《漁光曲》在蘇聯舉辦的莫斯科國際電影展覽會上榮獲獎項，這是中國電影第一次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於是，《漁光曲》也成為了中國第一部在國際上獲獎的影片。在這次影展上，共有20多個國家的代表和影片參加，送展影片將近100部，其中有8個國家的20多部影片參加了評選，獲得前三名獎勵的分別是蘇聯、法國和美國電影。中國選送的影片為聯華公司出品的《漁光曲》、《大路》，明星公司的《空穀蘭》、《姊妹花》、《春蠶》、《重婚》，以及電通、藝華公司的影片各一部。在這次評選中，中國影片《漁光曲》位列第九名，並獲得了正式的榮譽證書，被評價為“優越地、勇敢地嚐試了中國人民的生活與優良性質的現實主義的描寫”。
中央紅軍開始長征
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指導下，對中央蘇區一共發動了四次軍事“圍剿”，均遭到了慘重的失敗。為了徹底消滅中國工農紅軍，蔣介石又親自部署了第五次“圍剿”。到1934年9月下旬，蔣介石的軍隊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起了總攻擊，紅軍完全陷入了被動的境地。10月，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以及敵強我弱的實力對比，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遭到了失敗。紅軍第一方麵軍主力開始長征，同時還留下了部分紅軍就地堅持遊擊戰爭。
10月10日夜間，中央紅軍主力各軍團集結以後就陸續出發了，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率領紅1、紅3、紅5、紅8、紅9軍團連同後方機關共8.6萬餘人進行戰略轉移。10月21日，中央紅軍突破了國民黨軍的第一道封鎖線。並沿著粵贛邊、湘粵邊、湘桂邊西行，到11月15日，突破了國民黨軍第二、第三道封鎖線。然而，博古、李德等領導人卻堅持一味退卻，消極避戰，使紅軍繼續處於不利的局麵。中央軍委決定從興安、全州之間搶渡湘江，經過廣大指戰員的浴血奮戰，並在12月1日渡過了湘江第四道封鎖線。
12月中旬，中央紅軍抵達湘黔邊境時，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進入湘西與第二、第六軍團會合的計劃。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開會，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決定向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前進，使紅軍避免了全軍覆滅的危險。
1935
突破烏江
1935年1月2日，這一天風雨交加，天氣陰沉。早晨6點鍾的時候，長征紅軍的先遣團趕到了貴州省烏江渡口龍溪，準備突破烏江，以進軍遵義城。
烏江的江麵寬約100米，水流湍急，水速很快，而且兩岸全是懸崖絕壁。要渡過烏江是一件難度非常大的任務，更何況對岸還有敵人的嚴密封鎖。於是，團長楊得誌和政委黎林一起到附近村莊調查，結果，因為敵軍的事先搶奪，船隻全無，甚至連一塊像樣的木板都沒有留下。
不得已，紅軍戰士們從村子裏弄來了許多竹子，紮成了一條一丈多寬兩丈多長的竹排，以用來渡江。在這個時候，戰士們踴躍報名以爭做渡江的先鋒，於是，團長從前衛營裏挑選出了8名熟悉水性的勇士，決定由他們先行試渡。就這樣，8個戰士每人都配足了武器彈藥，作好了渡江作戰的準備。
1月4日，大霧彌漫整個江麵，對岸還在響著稀疏的槍聲，這種天氣很適合渡江。於是，8個戰士跳上了竹排，並約定竹排到達對岸時，鳴槍兩聲作為聯絡信號。
很快，搶渡的戰鬥打響了。竹排緩慢地離開了岸邊。不料，洶湧的江水把竹排衝到了下遊，8名戰士也立即被急速的水流漩渦吞沒了。就這樣，第一次渡江失敗了。楊團長和黎政委對於戰士的犧牲非常悲痛，隨後堅定地說：“一定要渡過去！”不久，又有十幾個戰士跳上了竹排，第二次試渡又要開始了。
這次試渡總結了上次失敗的教訓，便選擇了下遊幾十米處水流較緩的地方作為開始渡江的地點。經過了幾十分鍾的驚險強渡，天險烏江終於被突破了。就這樣，第二天上午11點鍾，紅軍先遣團全體指戰員勝利地渡過了烏江。
遵義會議召開
1935年1月，中國工農紅軍在長征途中解放了遵義。同月15日，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城琵琶橋東側87號召開，這就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遵義會議。
出席這次重要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雲、張聞天、博古、劉少奇、王稼祥、鄧發、何克全，中央秘書長鄧小平，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林彪，以及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翻譯伍修權。
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就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了關於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在報告中，他對這次反“圍剿”戰爭失敗缺乏應有的認識，並為自己的錯誤辯護。接著，周恩來代表軍委作軍事工作報告。他在報告中客觀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以來的全麵情況，批評了博古、李德在戰略、戰術指導方麵脫離中國革命戰爭實際情況的嚴重錯誤，並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
張聞天在會上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批判了博古、李德等人在軍事問題上所犯的一係列嚴重錯誤。不僅如此，毛澤東在會上也作了重要的長篇發言，著重批評了“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領導上所犯的一係列的根本性錯誤；並用反對敵人前四次“圍剿”勝利的事實，據理批駁了博古在總結報告中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錯誤觀點。毛澤東的發言有理有據，得到了絕大多數與會同誌的明確支持。
在大家討論的基礎上，政治局擴大會議根據絕大多數同誌的意見和要求，改組了中央書記處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被選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推選張聞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隨後，又成立了以毛澤東為首，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從此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它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黨生死攸關的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使紅軍在極端危險的境地得以保存下來，勝利地完成長征，開創了抗日戰爭的新局麵。它表明中國共產黨完全具有獨立自主解決自己內部複雜問題的能力，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標誌。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
紅一、紅四方麵軍會師以後，紅軍以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為戰略方針，中共中央決定將兩個方麵軍混合編為左、右兩路軍過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隨右路軍跨過草地，抵達班佑、巴西地區。8月底，右路軍一部在包座全殲國民黨軍第四十九師約五千餘人，打開了向甘南前進的門戶。9月張國燾率左路軍到達阿壩地區後，拒絕執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並要挾中共中央和右路軍南下。毛澤東等於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軍（後組成陝甘支隊）繼續北上，奪取臘子口，突破了國民黨軍渭河封鎖線。
翻越了六盤山以後，中共中央、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即後來的紅一方麵軍)在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發以後，衝破了敵人的重重封鎖，經曆了千辛萬苦，終於在1935年10月19日，到達了陝北吳起鎮，與陝北紅軍勝利會師，結束了長達1年、縱橫11個省、震驚世界的二萬五千裏長征。從此，陝北吳起不僅成為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而且也成為了黨中央保衛和擴大西北蘇區，領導全國革命由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新起點。
“一二·九”運動爆發
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中國東北以後，繼續向華北進犯。1935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控製了察哈爾省，並扶持漢奸殷汝耕在冀東建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傀儡政權。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也準備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適應日本侵略者所提出的“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要求。在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號召全國軍民抗日救國的宣言。
12月9日，北平學生爆發了抗日救亡運動。上午10時30分，在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國示威遊行。在黃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共產黨員的領導和指揮下，參加抗日救國請願遊行的北平各大中學校的愛國學生6000餘人湧上街頭，走在隊伍前列的是東北大學、中國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和北平市立女一中等學校的學生，一齊奔向新華門，向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請願。憤怒的請願群眾代表向國民政府提出了6項要求：反對華北自治及其類似組織；反對一切中日間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應付目前危機的外交政策；保障人民言論、集會、出版自由；停止內戰，立刻準備對外的自衛戰爭；不得任意逮捕人民；立即釋放被捕學生。
但是，當學生的遊行隊伍走到西單和東長安街的時候，遭到了軍警用木棍、鞭子、水龍、大刀的攻擊，100多人受傷，30多人被捕。不僅如此，而且城外清華、燕京的學生，因為城門的關閉而不能夠進入到北平城內，在凜冽的朔風中向圍觀的市民控訴日軍在東北的暴行，指責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第二天，北平學生聯合會決定各學校的學生舉行總罷課，積極醞釀和準備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於是，抗日救亡的民族運動，開始席卷整個北平城。
1936
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開始東征
1935年冬，日本帝國主義加緊擴大了在華北地區的侵略，麵對這種危急的局麵，全國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運動高潮。但是，蔣介石卻依舊繼續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內戰政策。為了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把國內革命戰爭同抗日民族戰爭結合起來的戰略方針，發展紅軍和蘇區，中共中央決定，紅一方麵軍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從陝甘蘇區東渡黃河，進入山西，發起東征戰役。
國民黨太原綏署主任閻錫山為了阻止紅軍的東征，將晉綏軍的4個旅和1個團部署於黃河東岸黑峪口至禹門口300公裏地段的地方築碉守備。同時，還以5個旅的兵力“進剿”陝北，駐防於吳堡、葭縣、神木地區，並以1個旅置於河東柳林鎮整補機動。另外，他又以18個旅加1個團及騎兵軍的主力分散駐守太原、汾陽、臨汾、長治、應縣、大同地區及綏遠境內。
1936年1月中旬至2月上旬，紅一方麵軍1.3萬人集結在陝北永坪、延長之間及其以東地區，進行渡河作戰準備。17日，黨中央發表了《東征宣言》，宣告紅軍“為實現抗日，渡河東征”。2月18日，紅一方麵軍司令員彭德懷、政治委員毛澤東下達東征作戰命令，並命令第1軍團3個師和第15軍團1個師從綏德縣溝口地段渡河，迅速占領留譽鎮，並向南發展，同第15軍團取得聯係；第15軍團兩個師從清澗縣河口地段渡河，迅速占領義牒鎮，相機奪取石樓。與此同時，方麵軍直屬隊隨第15軍團主力渡河。
1936年2月，總司令彭德懷、總政委毛澤東、參謀長葉劍英，組織了由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紅二十八軍共兩萬餘人組成的紅軍抗日先鋒軍，計劃經過山西，開赴河北前線直接對日作戰。中央軍委東征抗日命令下達後，紅軍開到黃河西岸隱蔽集結，進行東渡黃河的戰前準備和思想動員。1936年2月20日晚20時，東渡正式開始。當天夜裏，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用小木船、羊皮筏同時渡河。紅軍的先頭部隊乘坐兩隻小船秘密渡過了黃河到達軍渡，在那裏活捉了閻軍1個排的守敵。河口附近的紅軍駛到對岸後，迅速向敵人發了起進攻。最終，紅軍戰土冒著槍林彈雨攻破了敵縱深碉堡，全殲了敵人的1個連，為後續部隊打開了缺口，掃除了渡河的障礙，很快大隊的紅軍都渡過了黃河。
23日，紅一方麵軍全部過河，並占領了三交、留譽、義牒各鎮及廣大地區，完成了戰略展開。到27日，共殲滅和擊潰晉綏軍5個團，控製了石樓、中陽、孝義、隰縣之間的呂梁山區。就這樣，紅軍抗日先鋒軍渡過了黃河，開始了開赴河北前線對日作戰的征程。
東北抗日聯軍正式成立
東北抗日聯軍簡稱東北抗聯，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東北人民抗日武裝，其前身是1933年5月成立的東北人民革命軍，1936年2月改稱東北抗日聯軍，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改稱“東北人民自衛軍”。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人民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偉大民族解放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的革命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在日本侵略者的大後方，他們14年的艱苦鬥爭牽製了數十萬日偽正規軍，有力地支援了全國的抗日戰爭，他們可歌可泣、英勇無畏的犧牲精神，是中華民族爭取獨立、寧死不屈精神的集中體現。
東北抗日聯軍共有11個軍。1936年7月、1937年10月、1939年5月分別合編於第一、二、三路軍，並分別由楊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為總指揮。中共南滿、吉東、北滿省委參與領導。到1937年7月，抗聯各部隊發展到4萬5千餘人。其中東北抗日聯軍中有不少是朝鮮族人。戰後，在蘇聯幫助下，他們組建了朝鮮勞動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代領導人（包括金日成、崔庸健等）多為東北抗日聯軍中層軍官。而且，在東北抗日聯軍紀念館陳列的60多位抗日將領和著名烈士中，就有多達20名的朝鮮族烈士。
東北抗日聯軍成立之後，強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動搖了侵略者的大後方，日本侵略者不得不調集大批部隊一次又一次進行瘋狂地“討伐”，實施“三年治安肅正計劃”；加之抗日聯軍與上級黨組織失去了聯係，地方黨組織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山上密營損失殆盡，糧食、藥品、鹽等給養完全斷絕，致使許多優秀的指戰員壯烈犧牲，部隊損失慘重。從1939年到1940年，東北抗日聯軍的遊擊戰爭遂轉入了極端艱苦的鬥爭階段。但是，東北抗日聯軍的意誌並沒有被打垮，抗聯部隊進行了適時的縮編，開展小型遊擊戰爭，保存了一部分精華和骨幹力量，後進入蘇聯境內整訓。在蘇聯整訓期間，不斷派出小部隊深入中國抗聯遊擊區進行遊擊戰，直到1945年8月，他們配合蘇軍重新進入東北，在解放東北的鬥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對東北抗日聯軍的艱苦鬥爭給予了很高的評價，1938年11月，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給東北同胞的電文中稱讚東北抗日軍隊是:“在冰天雪地與敵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艱難奮鬥之模範。”1948年1月1日，中共中央東北局曾專門做出決定，表彰東北抗日聯軍的曆史功績，稱讚東北抗日聯軍的英勇鬥爭“是中國共產黨光榮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年5月，中共中央給東北局的電文中再次指出抗聯鬥爭是光榮的，稱“此種光榮曆史應受到黨的承認和尊重”。
紅軍一、二、四方麵軍會寧會師
1935年秋，中共中央率領紅一方麵軍主力到達陝甘寧邊區以後，不斷鞏固和發展陝甘革命根據地的同時，還適時地作出了與尚在北上途中的紅二、紅四方麵軍會師的戰略決策。在開會討論三方麵軍會師的地點時，周恩來建議將會師的地點放在素有“隴秦鎖鑰”之稱的甘肅會寧，毛澤東聽後非常讚同，並風趣地說：“會寧，好地名啊！紅軍會師，中國安寧。”
10月7日，紅四方麵軍的先頭部隊到達了會寧縣城，與紅一方麵軍的先頭部隊會合，於是會師的序幕就這樣拉開了。9日，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紅四方麵軍總部和第4軍、第31軍開進會寧，受到了紅一方麵軍指戰員和當地群眾的熱烈歡迎。
10月10日黃昏，一場樸素而熱烈的紅軍會師聯歡會在會寧文廟大成殿內舉行。朱德、徐向前、陳昌浩、陳賡等首長分別作了熱情洋溢的發言，同時紅軍宣傳隊還表演了自編的文藝節目，氣氛十分熱烈。
10月15日～18日，賀龍、任弼時、王震等人率領紅二方麵軍進入會寧境內。22日，賀龍率部到達甘肅靜寧將台堡（今屬寧夏），與紅一方麵軍主力會師。
至此，紅軍三大主力終於走到了一起，這也標誌著中國工農紅軍勝利地完成了從1934年秋開始的戰略大轉移的曆史任務，宣告了蔣介石圍追堵截、聚殲紅軍的陰謀徹底破產，因而10月22日這一天也成為紅軍長征勝利的紀念日。
西安事變
20世紀的30年代，當時在西北地區國民黨軍隊的主要力量是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率領的第十七路軍。由於這兩支軍隊都不是蔣介石的嫡係部隊，因此，屢屢遭受排擠，得不到應有的重用，他們對此極為不滿，尤其是東北軍，過去盲目執行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棄守東北，遭到了國人的唾棄，後又被迫“剿共”蒙受了重大損失，致使全軍上下深感“剿共”沒有什麼出路，於是強烈要求抗日，打回老家去。
在瓦窯堡會議以後，中國共產黨通過各種渠道，大力開展對這兩支軍隊的工作，堅定了張、楊聯共抗日的決心，從而使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區取得了勝利。
自從西北地區開始聯共抗日以後，張學良就不止一次地勸諫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但都被拒絕了。蔣介石不僅不聽張學良的勸告，而且還調集了自己的嫡係軍隊約30個師準備從河南開入陝甘參加“剿共”。
1936年12月初，蔣介石又到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把軍隊全部開赴陝北“剿共”前線。12月12日淩晨，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協同行動，扣留了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介石，並囚禁了陳誠、衛立煌等國民黨軍政大員，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隨即通電全國，提出了改組南京國民政府、停止一切內戰等八項抗日主張。
西安事變最終以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而和平解決，它對於促成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