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滿洲國”政權的“領土”，包括現在的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三省的全境、內蒙古的東部，以及河北的北部。但是，當時的中國南京國民政府並不承認這一政權的合法性。當時，國際上以日本為首的法西斯等國家或政府承認了偽“滿洲國”政權的存在，但國際聯盟主張中國東北地區仍是中國的一部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投降。18日淩晨，舉行了“皇帝”退位儀式，溥儀按照日本人起草的“退位詔書”念了兩分鍾，就草草收場了，存在了近14年的傀儡小朝廷也可恥地覆亡了。
中國代表團第一次參加奧運會
美國獲得舉辦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機會的時候，當時全球經濟正處於大蕭條時期，人們無論對舉辦奧運會還是參加奧運會的興趣都不大。因此，這一屆奧運會的參賽運動員比上一屆少了很多。然而，對於中國人來說，這一屆奧運會可以稱得上是中國人參與奧運會的起點。
這一年，中國終於派出了由一名運動員劉長春和5名教練以及觀察員的代表團參加奧運會。此前，慈禧太後所領導的清王朝曾經錯過了第一屆奧運會的邀請。中華民國成立後的各屆政府也不停地以缺乏經費等理由來漠視這一世界級的體育盛會。而中國的鄰國日本，則早已憑借著不停地參加奧運會和創造優良的成績，樹立了世界強國的形象。1931年，日本占領中國東北地區後，成立了偽滿政府，他們想到借助奧運會的機會讓國際社會承認偽滿政府，於是，1932年初偽滿政府推出了參加奧運會的代表團名單，其中有劉長春和於希渭兩名運動員。劉長春是中國當時最優秀的短跑運動員。他在1929年創造了100米10.6秒和200米21.6秒的遠東地區最好成績，在世界上也位列前十名。另一名選手於希渭是大連人，則是中國最好的800米選手。
這一消息見諸報端後，立刻引起了國內強烈的反響。出於抗日的需要，中國人對於參加奧運會的意願突然變得緊迫起來。當時的中國足球隊橫掃東亞無敵，於是足球隊提出了參賽要求。但對足球一向無興趣的美國在這一屆奧運會取消了足球項目。而劉長春這時從東北逃到了北平，並在報紙上聲明：“隻願意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奧運會。”最後，也真隻篩選出了這一位運動員參加奧運會，而奧運代表團的經費還是由張學良私人出資的，並非來自國民政府。
由於報名和動身太遲，代表中國出戰的劉長春，沒能取得名次，但他出征奧運會的意義卻不能被忽視，除了第一次有中國代表團參加奧運會的重要意義之外，劉長春的參賽還打破了日本意圖使“偽滿洲國”參加奧運會，得到國際認可的美夢。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
1932年12月29日，由宋慶齡、蔡元培、楊銓（楊杏佛）、黎照寰、林語堂等人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在上海華安大廈召開成立大會。臨時執行委員會由宋慶齡、蔡元培、楊銓、林語堂4人組成。宋慶齡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楊銓任總幹事，林語堂任宣傳主任。
1933年1月17日，上海分會成立，宋慶齡、蔡元培、楊銓、林語堂、伊羅生、鄒韜奮、陳彬和、胡愈之、魯迅9人任執行委員。1月31日，北平分會成立，胡適、成舍我、陳博生、徐旭生、許德珩、任叔永、蔣夢麟、李濟之、馬幼漁9人為執行委員，胡適任分會會長。同盟的宗旨是反對國民黨政府的迫害，援助與保護進步人士，爭取結社、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等民主權利。
1933年6月18日，總幹事楊銓被國民黨藍衣社特務暗殺，該同盟被迫停止活動。
1933
中共臨時中央遷至瑞金
自從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黨中央機關就把總部安在了上海，因為這裏複雜的環境，更利於黨中央機關的立足。但是，1927年蔣介石背叛了革命以後，隨著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發動，蔣介石對共產黨人實行了殘酷的鎮壓，而上海作為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自然也成為了國民黨關注的重點。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由於王明領導的黨中央實行“左”傾冒險主義政策，致使在白區的黨組織不斷遭到破壞，大批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捕被殺。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前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不久就叛變了革命。更為嚴重的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又在6月22日被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逮捕，並向敵人跪地求饒。這種嚴重的白色恐怖，使黨的中央機關處於十分危險的局麵。在顧順章、向忠發接連被捕叛變後，王明去了蘇聯，周恩來、張國燾、項英、任弼時也相繼受命去了蘇區，留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成了空殼子，留守在那裏的也隻有博古和張聞天。
1932年年底，臨時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員博古、張聞天、陳雲等人先後由上海出發，準備取道福建永定、上杭去江西瑞金。1933年年初，張聞天首先出現在了瑞金。沒有多久，博古、陳雲也到了這裏。博古被指定為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所以博古到了瑞金，也就說明中共臨時中央遷到了瑞金。在上海，另行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局，作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派出機構，由康生負責。
中共臨時中央遷入瑞金以後，原有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1933年6月，“中共蘇區中央局”的字樣就消失了。這樣，周恩來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的職務，也就隨之消失了。臨時中央遷到蘇區以後，中共中央政治局總負責人為博古，組織部長為任弼時，宣傳部長為張聞天，毛澤東被補選為政治局委員。於是，26歲的博古成為了中央蘇區的最高首長，他開始在中央蘇區全麵推行王明的“左”傾路線，展開了對毛澤東的進一步批判。
中央紅軍打破第四次“圍剿”
早在1932年5月，國民黨反動派就開始了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做準備了。這次“圍剿”，敵人準備采取逐次轉移重點，實行各個擊破的戰略，即首先集中兵力進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得手以後，再轉移兵力完成對中央根據地的包圍，以轉入“圍剿”的第二階段，然後對中央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的軍事進攻，以達到徹底剿滅中央紅軍的目的。
1932年5月，蔣介石自任鄂豫皖的三省“剿匪”總司令，在準備對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發動“圍剿”的同時，又組成了以何應欽為首的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指揮江西、廣東、福建以至湖南的國民黨軍隊，以牽製削弱中央蘇區紅軍的力量，配合北線作戰，並為大舉進攻中央蘇區作好了準備。
紅1方麵軍根據黨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的指示，打算乘敵人“圍剿”部署尚未完成之際，先發製人，集中一切力量消滅撫河流域的敵人主力，進而奪取江西全省的勝利。閩浙贛的紅10軍和閩西的紅12軍、贛南的紅21軍，分別奉令南下和北上，統歸方麵軍總部指揮。紅10軍渡過信江，與紅31師合編為紅11軍。這時，紅1方麵軍有第1、第3、第5軍團和第11、第12、第21、第22軍，總兵力共7萬餘人。3月中旬，中國工農紅軍東南戰線指揮部成立，統一指揮贛南、閩西前線部隊編成的五個縱隊，配合北線主力紅軍作戰。
3月上旬，紅1方麵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周恩來，在敵人堅守城防，已不可能在撫河以東求得以運動戰消滅敵人主力的情況下，決定遵照黨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的指示，率領紅軍主力西渡撫河，進攻南豐城。2月12日晚，紅3、紅5軍團向南豐西北的敵外圍陣地發起了進攻，守敵第8師的6個團憑據險要的城防工事，堅守待援。陳誠一麵令南城第24師馳援，吸引我軍於南豐城下；一麵令中路軍各縱隊迅速向南挺進，企圖以優勢兵力同紅軍主力在南豐地區進行決戰。根據這種情況，周恩來、朱德於13日毅然決定，改強襲南豐為佯攻，接著又決定撤圍南豐，采取退卻步驟。2月22日，以紅11軍為偽裝主力，由新豐街東渡撫河，向黎川前進，迷惑敵人，主力秘密轉移到我根據地前部的東韶、洛口地區，待機殲敵。
這時，何應欽誤認為紅軍主力已轉向黎川地區，即令中路軍向廣昌、黎進推進。其第3縱隊由金溪出黎川；第1縱隊由樂安、宜黃出廣昌、寧都；第2縱隊由南城、南豐出康都，企圖圍殲我軍於黎川、建寧地區，並占領廣昌。第1縱隊與第2、第3縱隊相距較遠，並迫近我之集中地，其行進地區兩側山高林密。因此，紅1方麵軍首長決定，采取大兵團伏擊戰法，集中主力，在宜黃之黃陂地區，各個殲滅敵第1縱隊之第52、第59師。2月26日，敵第52、第59師由樂安分路向黃陂前進，兩師之間有摩羅嶂大山相隔，戒備亦不嚴密，我軍對行進之敵突然發起了猛攻，從27日上午至28日下午，經過兩天的激戰，全殲敵第52師，師長李明被俘，敵軍第59師除了1個多團逃脫外，其餘全部被殲滅，師長陳時驥被俘。
黃陂戰鬥以後，敵人於3月中旬，采取中間突破的戰術，並調整了部署，以第2縱隊為前縱隊，第1及第3縱隊第5、第9師為後縱隊，其另兩個師為預備隊，由黃陂、東陂地區向廣昌方向進攻，企圖攻占廣昌，誘我主力與其決戰。紅1方麵軍以第11軍進至廣昌西北地區，吸引敵人前縱隊加速南進，以主力向北移動，準備側擊敵之後縱隊。3月20日，敵後縱隊之第11師進至草台岡、徐莊一線，第59師殘部在後跟進，第9師位於東陂附近，與前縱隊已相距100裏，處於孤立態勢。21日拂曉，我軍對草台岡之敵第11師突然發起攻擊，經過激烈的戰鬥，將該敵大部殲滅。22日，又在東陂殲敵第9師一部。其餘敵軍紛紛撤退。經過黃陂、草台岡兩仗，共殲敵近3個師，俘敵萬餘名，繳槍萬餘支，基本上打破了敵人的第四次“圍剿”。
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給紅軍創造了大兵團伏擊殲敵的重要經驗。這次反“圍剿”能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周恩來、朱德等人運用了前三次反“圍剿”的成功經驗，堅持了正確的作戰指導思想，從實際出發，抵製了“左”傾軍事冒險主義方針的結果。
四川疊溪發生7.5級大地震
1933年8月25日15時50分，四川省疊溪鎮發生了7.5級的強烈大地震，震源深度為6.1公裏。城中心部分在劇震發生的幾分鍾之內幾乎筆直地隱落，呈單條階梯狀地震的下滑距離達500～600米。
強烈的地震也引起了岷江兩岸的山崩，堵塞河道、形成了地震湖。崩塌的山體在岷江上築起了銀瓶崖、大橋、疊溪三條大壩，把岷江攔腰斬斷，使流量為每秒上千立方米的岷江斷流。被截斷了的江水立即形成倒流之勢，掃蕩了田園農舍、牛馬牲畜。經過30多天的倒流，因疊溪超過銀瓶、大橋兩壩的高度，注入疊溪壩內的江水又倒淹了銀瓶崖、大橋兩壩，使三座地震湖連成了一片。湖水隨著群山回旋彎曲，逶迤四五十華裏，最寬處達四五華裏。同時鬆平溝、水磨溝、魚兒寨溝等地山崩數處，形成了大小海子11個，疊溪城及附近的21個羌寨全部覆滅，死亡達6800多人。
震後的第45天，岷江上遊陰雨綿綿，白臘寨公棚地震湖崩潰，江水猛增。傍晚，高160多米的疊溪壩崩潰，積水傾湖而出，夾帶泥沙巨石，沿江而下，江中浪頭高達20丈許，吼聲震天，10裏之外皆聞。沿江村鎮、田園一掃而光，數萬畝農田莊稼被毀。人畜逃避不及者，盡被卷人水中，又有2500多人喪生，造成了我國地震史上罕見的次生水災。
蔣介石發動第五次“圍剿”
1933年9月下旬，蔣介石調集了100萬軍隊和200餘架飛機，對紅軍各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他任命顧祝同為北路軍總司令，以陳誠為北路軍前敵總指揮，率領第三、第六兩路軍由北向南進攻蘇區。同時，還以重金收買的陳濟棠為南路軍總司令，出兵兩個軍封鎖了江西、廣東的邊境。以所謂的政治圍攻、文化圍攻、經濟圍攻、交通圍攻，配合近百萬兵力的軍事圍攻。紅軍由於受到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影響，放棄了以往戰無不勝的戰略戰術，與敵人打陣地戰，血拚硬拚，結果造成了非常被動的局麵。而國民黨軍隊依靠兵力上的優勢，五裏一推，十裏一進，給蘇區增加了不少的困難。於是，陳誠、薛嶽的部隊逐漸占領了廣昌、興國等地，迫使紅軍退至白水、頭陂地區構築工事。蔣介石看到中央紅軍采取了打正規戰的策略，正中了他的下懷，於是，他又調來了重炮兵到江西配合他的10個縱隊近30個師兵力的進攻。9月底，又攻占了寧都等地，紅軍遭受了重大的損失。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據地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屢戰失利，蘇區日益縮小，形勢日趨嚴重。這是由於博古、李德等中央領導人采取了“六路分兵”、“全線防禦”的方針，實行了軍事冒險主義、軍事保守主義的戰略指導，企圖通過主力紅軍的頑強抵抗和開展遊擊戰爭，來求得戰略上的變更。然而，“六路分兵”、“全線防禦”不但沒能有效扼製住敵人的進攻，反而因為兵力的分散，以及戰術上的錯誤，使紅軍陷入了更加被動的地步。
1934年9月上旬，國民黨軍隊加緊了對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心地區的進攻。蘇區的麵積進一步縮小，蘇區內的人力、物力已告匱乏，紅軍在蘇區內打破敵人的進攻已經沒有了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曾建議紅軍“以主力向湖南前進，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但是，“左傾”領導人再次拒絕了毛澤東的正確建議，使打破第五次“圍剿”的最後希望就這樣破滅了，最後隻剩下長征這樣一條路了。
1934年10月10日夜間，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悄然從瑞金出發，率領紅1、紅3、紅5、紅8、紅9軍團連同後方機關，總共8.6萬餘人進行戰略轉移，向湘西進發，開始了悲壯的長征。
1934
福建事變
1933年11月20日，正當蔣介石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圍剿”的時候，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漲形勢的推動下，蔣光鼐、蔡廷鍇等十九路軍的將領，聯合黃琪翔領導的第三黨，和國民黨內李濟深、陳友仁等部分抗日反蔣勢力，以及在福建國民黨黨務指導委員會主要負責人和地方知名人士陳耀焜、何公敢、林植夫、薩鎮冰的大力支持下，在福州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福建事變，成立了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同時，還公開宣布了抗日救國的主張，並同紅軍簽定了抗日停戰協定。
十九路軍原為北伐戰爭時期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後擴編為第十一軍。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先後參與了蔣介石對其他新軍閥的混戰。1930年8月，編成了十九路軍，由蔣光鼐任總指揮，蔡廷鍇任軍長。“九一八”事變以後，在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推動下，廣大官兵對蔣介石對內“剿共”、對外妥協的政策逐漸產生了不滿，愛國熱情也日漸俱增。“一?二八”淞滬抗戰的過程中，十九路軍英勇善戰，重創了侵華日軍，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愛戴。但蔣、汪合作的南京政府還是與日寇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不僅如此，蔣光鼐、蔡廷鍇等人還因為頑強抵抗，遭到了蔣介石的訓斥，並將十九路軍調到福建“剿共”。於是，他們對蔣介石的行為就更加不滿了。
1933年1月3日，日軍侵占了山海關，並向熱河發起了進攻，蔡廷鍇主動請纓抗日，遭到了蔣介石的拒絕，後來蔣介石與日本簽訂了《塘沽協定》。7月間，十九路軍進占福建連城、朋口等地時，遇到了紅三軍團主力的阻擊，損失慘重。在救援無門，並受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工農紅軍“共同抗日三條件”號召的感染下，選擇了走聯合紅軍共同抗日的道路。期間，先後兩次派陳公培作為代表到蘇區與紅軍聯絡，陳銘樞從歐洲返國後，也積極奔走於港閩，聯絡各方反蔣力量。
10月陳銘樞在香港與李濟深、陳友仁和黃琪翔等人醞釀反蔣日漸成熟。26日，十九路軍徐名鴻代表與蘇區紅軍潘漢年代表在瑞金簽訂了《反日反蔣初步協定》。11月，陳銘樞、李濟深、陳友仁、徐謙等先後由港抵閩，與十九路軍將領及地方人士在於山戚公祠“補山精舍”舉行秘密會議，18日又在鼓山“迥龍閣”召開緊急會議，對發動事變時間、方式及新政府的綱領、政策等重大問題作出最後決定。
1933年11月20日上午9時，發動了福建事變，並召開了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大會主席團由黃琪翔、徐名鴻、戴戟、方振武、陳耀焜、何公敢、章伯鈞、彭澤湘、梅龔彬、李章達等17人組成，大家推舉黃琪翔為主席，宣讀了《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人民權利宣言》，號召全國的革命大眾立刻起來，打倒蔣介石禦用的國民黨南京政府，建立人民的民主政權。22日，福建人民政府宣布正式成立，更年號為中華共和國元年，以上紅下藍兩橫條中嵌黃色五星為國旗，並發表了《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宣言》及《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政綱》等文件。
後來，由於蔣介石調集重兵圍攻十九路軍，並用分化的手段從內部破壞福建人民政府，加之當時中共中央堅持“左傾”錯誤路線的領導者對福建人民政府采取了錯誤的“左傾”關門主義策略，沒有給予應有的援助和配合，僅存50多天的福建人民政府最終宣告失敗。
中國影片首次在國際獲獎
影片《漁光曲》的編導為蔡楚生，他深受鄭正秋電影理念的影響，在關注社會現實的基礎上，著力描寫生活的苦難，因而影片的情節曲折而感人，更是有著蔡楚生一貫的真實、細膩的電影特色。特別是貫穿全片、由王人美主唱的主題歌《漁光曲》淒婉動人，廣為流傳。
影片於1934年6月14日在國內公映以後，以令人耳目一新的視聽效果創造了在一家影院裏連映84天的上映紀錄，打破了此前由《姊妹花》所創造的連映60多天的紀錄，可謂盛況空前。後來，這一紀錄直到1947年，同樣由蔡楚生參與創作的名作《一江春水向東流》問世才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