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反革命“圍剿”失敗以後，蔣介石又立即著手發動了第二次、第三次反革命“圍剿”，但是，由於中央蘇區紅軍領導堅持運用了毛澤東靈活的遊擊戰術，而使其宣告失敗。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正式拉開了占領東三省，吞並中國，稱霸東亞野心的序幕。與此同時，中國民眾的抗日情緒也日漸高漲起來。不久以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得到了很大的鼓舞與刺激，又進一步企圖攻占上海，以作為繼續侵略中國的基地。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軍陸戰隊向上海發動了進攻，但遭到了駐守上海的19路軍的堅決抵抗，於是，“一?二八”事變爆發。其後，由於國民黨政府堅持了不抵抗政策，破壞淞滬抗戰，19路軍最終不得不含恨撤離上海。後來，在英、美、法等國的調停下，國民黨政府和日本簽訂了賣國的《淞滬停戰協定》。
1933年9月下旬，蔣介石又調集了100萬軍隊和200餘架飛機，對紅軍各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1933年9月至1934年夏，由於王明“左傾”錯誤革命路線的嚴重幹擾，致使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屢戰失利，中央蘇區日益縮小，形勢也日趨嚴重。1934年9月上旬，國民黨軍隊加緊了對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心地區的進攻。蘇區的麵積進一步縮小，蘇區內的人力、物力已告匱乏，紅軍在蘇區內打破敵人的進攻已經沒有了可能。於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被迫在1934年10月撤離江西蘇區，開始了艱難的二萬五千裏長征。
1934年10月，紅軍第一方麵軍主力開始長征，同時還留下了部分紅軍就地堅持遊擊戰爭。直到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終於勝利會師，中國工農紅軍從江西到陝北，曆時兩年整，行程上萬裏，其間也經曆了無數次激烈的戰鬥，最終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
1935年冬，日本帝國主義加緊擴大了在華北地區的侵略，麵對這種危急的局麵，全國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運動高潮。但是，蔣介石卻依舊繼續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內戰政策。為了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把國內革命戰爭同抗日民族戰爭結合起來的戰略方針，發展紅軍和蘇區，中共中央決定，紅一方麵軍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從陝甘蘇區東渡黃河，進入山西，發起東征戰役。1936年2月，紅軍抗日先鋒軍渡過了黃河，開始了開赴河北前線對日作戰的征程。
1936年12月，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國共雙方由此展開了第二次合作。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發生，中國拉開了全麵抗戰的序幕。從此，中華民族進入了艱苦的八年抗戰時期。1937年8月，日本進攻上海，淞滬戰役開始。不久，上海失守。12月，南京失陷，日本在南京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雖然日軍攻勢猛烈，但我方也取得了平型關、台兒莊等戰役的勝利，展現了中國人民抗擊日軍的勇氣與決心。
在廣州、武漢相繼失守以後，中日雙方進入了對峙時期，一直到1944年初。在這一階段，中國人民與日軍展開了百團大戰、長沙會戰、常德會戰、衡陽會戰，桂林戰役等，抵抗了日本的多次進攻。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接受盟國的《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9月2日，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軍艦“密蘇裏”號上舉行了日本投降簽字儀式。9月9日，專門舉行了中國戰區侵華日軍投降簽字儀式。至此，抗日戰爭勝利結束，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第一次徹底勝利！
1931
中央紅軍第二次反“圍剿”勝利
在第一次“圍剿”紅軍失敗以後，1931年2月，蔣介石派他的軍政部長何應欽代行總司令職務兼海、陸、空三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調集18個師另加三個旅，20萬人的兵力，改變了第一次“圍剿”時的策略，而采取了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作戰方針，積極部署對紅1方麵軍的第二次“圍剿”。
3月下旬，敵人部署完畢。這時，紅1方麵軍仍然是第1、第3兩個軍團，人數上雖然有所減少，大概隻有3萬多人，但是畢竟經過了第一次反“圍剿”的鍛煉和勝利以後的養精蓄銳，革命鬥誌和情緒非常旺盛。而且，毛澤東同誌提出的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已經被廣大軍民所認識和接受。在第一次反“圍剿”勝利以後，根據地的黨政軍民，從各方麵進行了反“圍剿”的準備。按照紅1方麵軍總部3月23日的命令，主力部隊由根據地北部邊緣的永豐、樂安、宜黃、南豐以南地區，轉移到了廣昌、石城、寧都、瑞金等地，進行整頓、訓練、籌款和做群眾工作。在紅軍和人民中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政治動員，要求各遊擊區以地方武裝為骨幹，領導赤衛軍、少先隊，運用遊擊戰術，配合主力紅軍殲滅敵人。這些都為取得反“圍剿”的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
與此同時，黨中央派項英到中央根據地，於1月15日正式成立蘇區中央局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任中央局書記和軍委主席，朱德任軍委副主席和紅1方麵軍總司令，毛澤東任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和紅1方麵軍政治委員。4月，深受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思想影響的黨中央派出代表團，到達中央蘇區並參加中央局的領導工作。這種情況，就在中央蘇區領導層產生了分歧，使第一次反“圍剿”行之有效的戰略戰術受到了嚴重的幹擾。
到了4月中旬，在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上，有的又提出分兵退敵的方針，後來，經過反複討論，才接受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仍然采取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我黨決定采取由西向東橫掃，先打弱敵，各個擊破的作戰方針。
4月1日，敵人分四路開始向中央根據地展開大舉進攻，到4月23日，先後進至江背洞、龍岡頭、富田、水南、嚴坊、招攜、廣昌等地。與此同時，紅軍主力卻早已秘密轉移到了龍岡、上固、東固地區，在東固地區，為了等待殲敵的戰機，迫敵而居達25天。5月13日，敵王金鈺所部第28師和第47師的一個旅，開始向富田，以及東固地區前進。5月16～17日，我軍在中洞、九寸嶺地區，包圍殲滅了敵第28師和第47師一個旅的大部。
然後，開始向東橫掃，並於5月19日在白沙殲敵第43師大部和第47師一個旅的殘部，餘敵隨後逃向永豐。5月22日，在中村殲滅前來支援的敵第27師近一個旅。5月27日，攻克廣昌，殲敵第5師一部，師長胡祖玉受重傷斃命。5月31日，紅軍突襲建寧，殲滅敵第56師的3個多團。從5月16～31日，紅1方麵橫掃700餘裏，連續打了5個勝仗，殲敵達3萬多人，繳獲槍支達2萬餘，徹底地打破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
紅軍粉碎敵人的“圍剿”以後，乘勝轉入了進攻，分兵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籌糧籌款，解放了贛東和閩西的廣大地區，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中央根據地。
中國第一部有聲影片出現
1929年，美國有聲影片正式輸入中國以後，“有聲”還是“無聲”，就成了當時中國電影公司必須要作出抉擇的一個大問題。
作為以經營影院起家的聯華公司由於無法在短期內更換自家影院的放映設備，不得不選擇了堅持拍攝無聲片；而天一公司由於其在南洋的影院較早地采用了有聲設備，兼之主事人邵氏兄弟大膽機敏的行事作風，便果斷地投入了有聲片的拍攝；而老成的明星公司則兩者並重，對外宣稱繼續把重點放在無聲片上，暗地裏卻加緊有聲電影的試驗。
1931年3月，由明星公司拍攝的中國第一部蠟盤發音的有聲片《歌女紅牡丹》於上海公映，很快便轟動了海內外。到了下半年，兩部技術上更為成熟的片上發音的有聲片，華光影片公司的《雨過天晴》和天一公司的《歌場春色》也正式亮相。僅用了一年的時間，中國電影人就完成了有聲片的試攝工作，盡管之後有聲與無聲之間的競爭還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但這畢竟是一個不錯的開端。
作為中國第一部有聲片，《歌女紅牡丹》采用了蠟盤發音的方法，由洪深編劇，張石川導演，胡蝶主演。為拍攝本片，明星公司花費了3年的時間，耗資甚巨。公映以後，全國震動，波及南洋。菲律賓片商更是以高於一般無聲片十多倍的價格買下了其拷貝。
中央紅軍粉碎第三次“圍剿”
在第二次“圍剿”失敗以後，蔣介石於1931年6月21日，親自帶著德、日、英等國的軍事顧問到達南昌，就任“圍剿”軍總司令，並任命何應欽為前敵總司令，調集了23個師和3個旅，約30萬人的兵力，準備發動第三次“圍剿”。
這次“圍剿”，敵人又改變了戰術，采取了長驅直入的作戰方針，企圖先擊破紅軍主力，搗毀革命根據地，然後再深入進行“清剿”。敵人組成左右兩個集團軍，何應欽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陳銘樞任右翼集團軍總司令。
7月1日，敵人開始向革命根據地大舉進犯。當時，紅1方麵軍仍是第1、第3兩個軍團，隻有3萬人左右，況且還沒有得到充分的休息與補充。根據這種情況，方麵軍總前委決定仍采取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以一部分兵力在地方武裝、赤衛軍、少先隊的配合下，遲滯敵人前進，主力於7月10日前後，從閩西地區出發，繞道千裏，回師贛南興國地區，適時轉入反攻，集中兵力各個殲敵，以粉碎敵人的“圍剿”。
7月底，蔣介石發現我軍主力已經轉移到了興國地區以後，便命令其主力部隊，分路由北向南、由東向西進攻，企圖將我軍壓縮至贛江東岸而消滅之。在敵人重兵壓境的情況下，方麵軍決定采取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作戰方針，指揮紅軍由興國經萬安突破富田，然後向敵人的後方聯絡線上橫掃過去，讓敵主力深入贛南根據地卻置於無用之地。但是，正當紅軍向富田開進之際，被敵人發覺，敵第11、第14兩師先我到達富田。在紅軍西臨贛江，東、南、北三麵受敵的危急形勢下，總部決定改取中間突破，向東麵的蓮塘、良村、黃陂方向突進。為了隱蔽我軍的作戰圖，給敵人造成錯覺，以紅35軍和紅12軍的第35師，偽裝主力，向贛江方向佯動，主力部隊則於8月4日晚，巧妙地通過了蔣鼎文師和蔣、蔡、韓之間40裏的空隙地帶，迅速轉移到了蓮塘地區。8月7日，在蓮塘殲敵第47師的一個多旅，接著，又在良村殲敵第54師大部，8月11日，在黃陂殲敵第8師約四個團，取得了三戰三捷的勝利。
敵人發覺我軍主力東去以後，從8月9日起，將其向西向南的部隊，轉旗向東，采取密集的大包圍策略。這時，我以紅12軍向樂安方向佯動，將敵軍向東北方向引誘，主力由敵軍之間的大山中秘密越過，返回興國地區集中。待敵人發現我軍集結地域，再西進時，我軍已休整半月，而敵人已被拖得疲憊不堪了，於是不得不開始退卻。
紅軍此次六戰五捷，擊潰了敵人的7個師，殲滅了敵人的17個團，斃傷俘敵5萬餘人，繳槍2萬餘支，徹底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三次“圍剿”。反“圍剿”勝利以後，紅軍趁勢轉入了進攻，先是在石城、長汀、雩都、會昌四縣開展群眾工作，打擊地主武裝，後來轉向了武平、尋鄔等縣開展群眾工作，擴大紅軍，使紅軍和根據地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贛南、閩西兩塊根據地連成了一片，成為了一個完整的中央根據地，麵積達5萬平方公裏，人口約250萬，為粉碎敵人新的“圍剿”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
“九一八”事變爆發
1931年9月18日22時20分，日本關東軍點燃了炸藥，隨著一聲巨響，柳條湖的一段路軌被炸毀，日本人成功製造了意欲向中國東北地區發動武裝進攻的“柳條湖事件”。柳條湖，位於沈陽內城以北2.5公裏處，關東軍之所以選擇這個地方作為爆破地點，其原因主要是這裏較為偏僻，便於行事，而且距離東北軍北大營比較近，便於誣為中國軍隊破壞，更有利於找到攻擊的借口。
隨著爆炸響聲的傳出，早已準備好了的全副武裝的日軍，便向預定目標發動攻擊，同時沈陽站附近的日軍大炮也向北大營發動了猛烈的轟擊。23時46分，花穀正以土肥原的名義給旅順關東軍司令部發出了第一份電報，謊稱中國軍隊在沈陽北部北大營西側破壞了鐵路，襲擊日本守備隊，日中兩軍在衝突中。接到電報以後，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參謀長三宅光治、參謀石原莞爾等人緊急研究對策，一致認為此時正是訴諸武力的“絕好機會”。本莊繁當即決定，按照預定的計劃，迅速將主力集中到沈陽，先發製人，以迅速占領東北三省。
19日淩晨，本莊繁向關東軍下達了命令。他命令駐遼陽的第二師，駐公主嶺的獨立守備隊第一、第五營等迅速開往沈陽，攻擊該地的中國軍隊，又命令駐長春的步兵第三旅準備進攻長春。同時，還向駐朝鮮日軍求援。最後，本莊繁將他的命令及戰況正式報告給了軍部。為了便於指揮，下達命令後不久，本莊繁率領著關東軍司令部火速趕往沈陽。
柳條湖事件發生後不久，日軍連夜向沈陽增兵。駐紮在鐵嶺的部隊，於19日淩晨4時到達沈陽，配合第二營於5時30分占領北大營。與此同時，駐紮在海城和遼陽等地的第二師所屬部隊及師長多門二郎也於19日淩晨5時抵達沈陽，與原來駐在沈陽的第二十九團一起行動，6時30分占領沈陽內城。然後該師又與獨立守備隊采取聯合行動，向距沈陽10公裏的東大營進攻，日軍南北夾擊，東北軍和講武堂學員不戰而退。中午12時許，日軍占領了這個東北軍的第二大營。由於東北軍絕大多數部隊執行了蔣介石“不準抵抗”的命令，一夜之間，日本侵略軍便輕而易舉地占領了沈陽城。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遼寧省政府、兵工廠、飛機場及一切重要軍政機關和東三省官銀號等悉被占領，所有駐省城的軍警均被繳械。
於是，僅19日一天，日軍就攻占了南滿、安奉兩鐵路沿線的重要城鎮。不僅如此，日軍還向長春發動了總攻，雖然中國守軍奮起抵抗，但在吉林軍署參謀長熙洽“毋須抵抗”的命令下含憤撤退。當天夜間，長春即告陷落。日本帝國主義，正式拉開了占領東三省，吞並中國，稱霸東亞的序幕。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
1931年11月7日，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瑞金召開了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到會代表多達600餘人。大會宣布成立臨時中央工農民主政府，也就是後來所說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定首都為江西省瑞金，並推選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63人為中央執行委員。大會一致推舉毛澤東為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並設立了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懷任副主席。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權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人民民主專政，它宣布了中華民族的完全自主與獨立，不承認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政治經濟特權。
在中華蘇維埃政權存在期間，中央政府頒布了一係列的憲法，包括憲法大綱、土地法、勞動法、婦女法等，同時還規定把沒收的地主土地，分配給貧下中農。另外，蘇維埃政權還發行了貨幣，設計了國旗，同時還將其所屬控製區域稱為“蘇區”。
1932
“一·二八”抗戰爆發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得到了鼓舞與刺激，同時，為了轉移國際間對其侵略中國東北的視線，日本製定了攻占上海的計劃。
1932年1月18日下午4時，天崎啟升等5名日本僧人在日本軍方唆使下故意尋釁滋事，在毗鄰上海公共租界東區的華界馬玉山路的三友實業社外被毆打，一人死亡，一人重傷。於是，日方指責為糾察隊所為。1月20日，50名日僑青年同誌會成員放火焚燒了三友實業社，回到租界後又砍死、砍傷了三名華人巡捕。當天，1200名日本僑民在文監師路日本居留民團集會，並前往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要求日本海軍陸戰隊出麵幹涉。
於是，日本海軍陸戰隊於1月24日向上海增兵。當時負責防衛上海的中國軍隊是粵軍的十九路軍，由蔣光鼐、蔡廷鍇指揮，京滬衛戍司令則是陳銘樞。陳銘樞及十九路軍主張全力應戰日軍的挑釁，但國民政府會議後則主張忍讓，並於1月23日由軍政部長何應欽下令十九路軍五日內從上海換防。
1月28日夜間，日軍海軍陸戰隊2300人在坦克掩護下，向閘北一帶發動了進攻，同時沿著北四川路西側的支路，包括靶子路、虯江路、橫浜路等，向西占領了淞滬鐵路防線，但在全國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動下，急於推進的日軍在天通庵車站遭到了駐守上海的19路軍的堅決抵抗。於是，“一?二八”事變爆發。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上海日本工廠工人舉行抗日同盟罷工，各界人民組織反日救國會，紛紛參加抗日義勇軍、運輸隊、救護隊等，積極支援前線。淞滬抗戰在上海軍民的英勇鬥爭下，堅持了一個多月，使日本侵略者的野心遭到了沉重打擊，也使日軍死傷1萬餘人，被迫四度更換司令。但是，由於國民黨政府堅持了不抵抗政策，破壞淞滬抗戰，19路軍最終不得不含恨撤離上海。後來，在英、美、法等國的調停下，國民黨政府和日本簽訂了賣國的《淞滬停戰協定》。
偽“滿洲國”建立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侵略者為了更好地統治淪陷其手的東三省，決定利用前清廢帝溥儀在東北建立一個親日的傀儡政權，這就是曆史上所稱偽“滿洲國”。偽“滿洲國”以新京（長春）為首都，前清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為偽“滿洲國”的國家元首，官方語言為“日語”。
日本人利用溥儀在老百姓當中的影響力和皇帝頭銜的號召力，還利用了溥儀念念不忘的皇帝夢與複仇心理，據此計劃和安排，一手策劃了偽“滿洲國”的成立和溥儀的登基，終於把他推上了偽“皇帝”的寶座，並企圖通過這一傀儡政權來達到對東北的治理。
1932年3月1日，日本侵略者假借“滿洲國”政府的名義，發表了“建國宣言”，宣布偽“滿洲國”成立。3月9日，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粉墨登場，就任“執政”，年號“大同”，定都長春，改稱“新京”。偽“滿洲國”成立後，根據事先的安排，溥儀同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日滿議定書》這一賣國條約，使得日本侵略者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個領域全麵控製了偽“滿洲國”。1934年3月1日，偽“滿洲國”改稱“滿洲帝國”，溥儀改稱“皇帝”，年號“康德”。這導致了日本利用這一傀儡政權在中國東北實行了14年之久的殖民統治，也使東北同胞飽嚐了亡國奴的痛苦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