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的召開，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勢力漸漸開始崛起。由於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大上撈到了足夠的政治資本，從而在國民黨內的政治地位大為上升，成了僅次於汪精衛的第二號領袖人物。此後不久，他發動了旨在破壞國共合作關係的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右派麵目開始顯露出來。
但是，因為自己羽翼未豐，又需要利用共產黨的政治影響與號召力量，來完成對軍閥割據統治局麵的完結，所以，蔣介石僅僅是利用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來試探共產黨的態度，初步削弱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部的力量，而沒有采取更為過激的行為。
1926年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發出了《北伐宣言》，9日，國民革命軍的8個軍約10萬人，兵分三路，從廣東正式出師北伐。結果，北伐軍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徹底打垮了吳佩孚，消滅了孫傳芳主力，進占到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部分地區，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由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以兩湖為中心的全國工農運動也迅猛發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戰爭。
但是，正當北伐軍向前發展的緊要關頭，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右派勢力在帝國主義支持下，於1927年4月、7月先後在上海和武漢發動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在“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後的3天裏，上海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者有300多人，被捕者有500多人，失蹤者高達5000多人，而且許多優秀共產黨員也光榮犧牲了。從此，蔣介石和他的追隨者就完全從革命統一戰線中分裂出去了。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隨之失敗，中國共產黨為了挽救革命，決定集中武裝力量，進行南昌暴動，並把中央常委周恩來派往南昌，組成前敵委員會以領導這次暴動。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也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和創建革命軍隊的開始。
南昌起義以後，中共中央於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漢口秘密召開了史稱“八七會議”的緊急會議，並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起義部隊到達了湘贛邊界羅霄山脈中段的江西寧岡縣茅坪，開始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從此開辟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1928年4月7日，蔣介石在徐州誓師北伐。4月9日，下達總攻擊令，第一、第二、第三集團軍，分別沿津浦、京漢、正太鐵路向奉軍發起進攻。此後，國民黨的三個集團軍戰事進展的非常順利，在此期間，奉係軍閥頭子張作霖被日本關東軍炸死於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橋。6月8日，第三集團軍商震部開進北京城。6月12日，傅作義接收天津。6月15日，國民政府發表《對外宣言》，欣然宣稱“統一告成”。1928年12月29日，東北保安總司令張學良頂住了日本人的壓力，毅然正式通電宣布：從即日起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至此，全國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
完成了全國形式上的統一以後，騰出來手的蔣介石立即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一次反革命“圍剿”。
1926
國民黨二大召開
在國民黨二大召開以前，由於革命形勢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鞏固，特別是由於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聯合起來對“戴季陶主義”的批判，而且對於與刺殺廖仲愷案有牽連的國民黨右派也給予了一定的打擊，使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對右派的鬥爭在二大前取得了重大的勝利。雖然由於西山會議派的出現，出現了部分分裂的局麵，對革命形勢有一定的消極影響，但對於整個革命形勢而言，還是比較有利的。
1926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決定接受孫中山的遺囑和“一大”所定的綱領，繼續堅持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的主張，堅持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承認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共同革命。大會對參加西山會議的部分老右派分子痛加斥責，並分別給予警告、開除黨籍到除名的處分。但是，在二大上，中共和左派也在政治上對右派做了妥協退讓，對西山會議派處理打擊不徹底，特別是在大會選舉中執委和中常委時做了讓步，為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的崛起創造了條件。
由於蔣介石在二大上打著“團結本黨”的旗號設法減輕了對西山會議派的處分，也很快獲得了老右派的支持，從此名聲大起，並順利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常務委員和政治委員。
其後不久，又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總監，統轄各軍。於是，蔣介石在二大上撈到了足夠的政治資本，由此成為了國民黨內地位僅次於汪精衛的領袖人物，不久，他的真右派麵目也漸漸地露了出來，從而發動了旨在破壞國共合作關係的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
張作霖宣布東三省獨立
1926年1月11日，奉係軍閥首領張作霖為了恢複郭鬆齡倒戈造成的殘局和防止國民軍的入侵，通電全國，宣布東三省與北京政府斷絕一切行政關係，自己以鎮威上將軍的名義來主持東三省的軍政事務。
23日，東三省法團聯席會議通電全國，實行三省聯治，推舉張作霖來維持東北的秩序，宣布從即日起，北京政府一切命令和約束，概不承認。
25日，張作霖召集重要文武官員開會，會議決定：東三省正式宣布獨立，實行“保境安民”，以山海關、秦皇島為界，布置防線，熱河方麵取守勢，駐兵七、八萬，以防國民軍侵入；在東北大量擴充軍備，將軍隊改編為14個師，暫時休整。同時，張作霖通令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兼軍務總統官，並電令入關奉軍從即日起，退守奉地。
廣州發生中山艦事件
1926年3月18日，時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指使親信，以軍校駐省辦事處的名義，到中山艦艦長（代理海軍局局長）李之龍家中傳達命令，聲稱奉校長之命，要海軍局速派得力兵艦二艘開赴黃埔。其實，這是蔣介石精心設計的陷阱，製造假命令就是為了將中山艦調出廣州，以便為其網絡罪名埋下伏線。
李之龍接到命令以後，隨即通知中山、寶璧兩艦於3月19日晨開往黃埔，並向軍校教育長鄧演達請示任務。國民黨左派人物，對蔣介石獨裁不滿的鄧演達回答說，不知道有什麼任務。因此，這兩艘艦艇當天下午就返回了廣州。
這時，蔣介石和屬於右派的孫文主義學會分子開始放出謠言，說“共產黨要暴動”、“共產派謀倒蔣、推翻國民政府，建立工農政府”，等等。同時，蔣介石開始大舉逮捕共產黨人。
3月19日深夜，蔣介石秘令逮捕李之龍、解除中山艦武裝，派兵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以及蘇聯顧問和共產黨人的住宅，還扣押了軍內國民黨左派黨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員40多人，並將鄧演達嚴密監視起來。當廣州市內一切布置妥當以後，蔣介石電令駐紮潮汕的第一軍，將全軍黨代表撤銷並驅逐，於是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全體共產黨員不得不退出了該軍。
蔣介石等人製造“中山艦事件”，目的是為了削弱共產黨在粵海軍的實力，清除軍隊中的共產黨力量。這一舉動，徹底背叛了孫中山製訂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是蔣介石陰謀打擊共產黨的一次不流血的政變演習，也是國民黨右派勢力分裂國共合作、企圖奪權的信號。
北伐戰爭爆發
1926年2月，中國共產黨向全國人民明確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軍閥統治的政治主張。
5月，國民革命軍第七軍一部和第四軍葉挺獨立團作為先頭部隊，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吳佩孚軍隊擊敗而退守湘南衡陽的第八軍唐生智部。
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發出了《北伐宣言》，9日，國民革命軍的8個軍約10萬人，兵分三路，從廣東正式出師北伐。共產黨員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別擔任二、三、四、六軍的黨代表。參加北伐軍各級負責工作的共產黨員還有陳毅、陳賡、蔣先雲、張際春、包惠僧、葉挺、周士第等人。
北伐戰爭打擊的對象是占據中國廣大地區、受帝國主義支持的北洋軍閥吳佩孚、張作霖和孫傳芳。在西路主攻方向上，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七軍主力同第八軍會合後，在7月11日勝利進入長沙；8月22日，占領嶽州；隨後又攻克了汀泗橋、賀勝橋，擊潰吳佩孚的主力，直指武漢。9月6日、7日，第八軍主力占領了漢陽、漢口。10月10日，第四軍主力和第八軍一部攻克已被圍困月餘的武昌。共產黨直接領導的葉挺獨立團在湖南和湖北戰場一些關鍵性的戰役，如汀泗橋、賀勝橋和武昌戰役中英勇搏殺，建立了重大功勳，因此，獨立團所在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被譽為“鐵軍”。
北伐軍中路部隊進展緩慢，蔣介石的嫡係一軍一師在南昌附近屢遭挫折，潰不成軍，不得不向武漢求援。第四軍、第七軍先後轉入江西，於11月初在南潯鐵路一帶發動猛烈進攻，終於殲滅孫傳芳部主力，占領九江、南昌。
在東路福建戰場，原來留駐粵閩邊境的第一軍兩個師也乘勢向福建發動進攻，於12月中旬進占福州。在北伐軍攻占漢陽、漢口的同時，馮玉祥領導的國民軍也在蘇聯顧問團和共產黨員劉伯堅、鄧小平等的幫助下，於9月17日在五原誓師，繞道甘肅東進，參加北伐。
北伐軍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徹底打垮了吳佩孚，消滅了孫傳芳主力，進占到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部分地區，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而且，由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以兩湖為中心的全國工農運動也迅猛發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戰爭。北伐戰爭還得到了蘇聯政府的援助，蘇聯政府不僅以大批武器彈藥、軍需物資裝備北伐軍，還派遣了大批軍事幹部擔任顧問，參加作戰指揮。
但是，正當北伐軍向前發展的緊要關頭，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右派勢力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先後在上海和武漢發動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同時，由於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的影響，黨沒有能夠采取應付突發事變的正確措施。結果，蔣介石反動集團竊取了革命果實，建立了新的軍閥統治，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最終以失敗告終。
中國曆史博物館開館
1912年7月9日，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的倡議下，成立了國立曆史博物館籌備處。在教育部任職的魯迅為其勘選館址於國子監，後因國子監一帶地處偏僻，屋舍狹隘，1917年遷館於天安門裏的端門至午門一帶，以午門城樓及兩翼城樓為陳列室，東西朝房為貯藏室。
1926年10月10日，中國曆史博物館正式對社會開放，共有金玉、刻石、針灸銅人、明、清檔案等10個展室，展品計有2000多件。
1927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
1926年11月，蔣介石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設在江西南昌以後，便加緊了勾結帝國主義、舊軍閥官僚的步伐，以為公開反共、鎮壓革命作準備。
1927年2月21日，他在南昌總部第14次紀念周的演講中聲稱：“我是中國革命的領袖，並不僅是國民黨一黨的領袖，共產黨是革命勢力之一部分，所以共產黨員有不對的地方，有強橫的行動，我有幹涉和製裁的責任及其權力。”
3月6日，蔣介石指使駐贛州新編第一師國民黨黨代表倪弼槍殺了江西省總工會副委員長、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讚賢。3月17日，蔣介石又指使暴徒在九江搗毀並派兵強占了左派領導的國民黨市黨部和市總工會。
3月23日，蔣介石又指派楊虎等收買了一批地痞流氓，在安徽安慶搗毀了左派領導的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和安慶市黨部，以及安徽省總工會和農民協會籌備處。
3月26日，蔣介石到達上海，即公開表示保證與租界當局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與秩序，進一步投入到了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的懷抱。他通過報界宣布：“絕不用武力改變租界的現狀，租界問題將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並派員到英、美、日、法、意領事館就南京事件表示“遺憾”，聲明將“火速解決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裝”，防止出現“用武力及暴動”收回租界的事件。
同時，蔣介石向上海大資產階級表示，在勞資問題上，“絕不使上海方麵有武漢態度”。作為回報，大資產階級也答應在財政上給他以全力的支持，並立即向蔣介石提供300萬元的資助。
上海青幫頭目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人，也組織了秘密的中華共進會和公開的上海工界聯合會，充當蔣介石反共的打手。蔣介石則為他們提供經費，分發武器。在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的支持下，蔣介石加快樂發動反革命政變的步伐。從3月底開始，蔣介石連日召開了秘密會議，策劃“清黨”反共。
4月12日淩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廟的軍艦上空升起了信號，早已做好準備的青紅幫流氓打手，臂纏白布黑“工”字袖標，冒充工人，從租界內分頭衝出，向14處工人糾察隊發動了突然襲擊。工人糾察隊奮起抵抗。雙方激戰之時，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開來，以調解“工人內訌”為名，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武裝，1700多支槍被收繳，300多名糾察隊員被打死與打傷。
為了抗議血腥暴行，當天，上海各區工人分別召開了幾萬人以至幾十萬人參加的大會，一致要求交還工人糾察隊的槍械，懲辦流氓，肅清反革命，保護上海總工會等。會後遊行示威，閘北區數萬徒手工人行至潮州會館總工會會所時，奮勇而入，奪回了總工會會址，並立即召開了工人代表大會，並決定4月13日上午10時舉行總同盟罷工。
4月13日，總工會在閘北青雲路廣場召開工人群眾大會，會後約有10萬人整隊冒雨去周風岐第二十六軍二師司令部請願。但是，二師司令部已經接到了蔣介石的命令，當請願隊伍走到寶山路時，用機槍猛烈掃射，當場被槍擊而死者在百人以上，傷者無數，被捕200餘人。寶山路上一時血流成河。同時，在上海南市遊行的工人也遭到軍隊的槍擊，死傷無數。
當天下午，反動軍隊占領了上海總工會和工人糾察隊總指揮處。接著，又查封或解散了革命組織和進步團體，並進行瘋狂的搜捕和屠殺。在事變後3天中，上海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者有300多人，被捕者有500多人，失蹤者高達5000多人，優秀共產黨員汪壽華、陳延年、趙世炎等人光榮犧牲。
4月15日，廣州的國民黨反動派也發動反革命政變。當日捕去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2000多人，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優秀的共產黨員肖楚女、熊雄、李啟漢等人被害。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等省也以“清黨”的名義，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大肆屠殺。同時，奉係軍閥也在北京捕殺共產黨員。4月28日，李大釗和其他19名革命者從容就義。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標誌著中國階級關係和革命形勢的重大變化。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從民族資產階級右翼完全轉變成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從此，蔣介石和他的追隨者就完全從革命統一戰線中分裂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