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明軍大將劉澤清經常以殺人為樂，並取人心、人腦食用，而“顏色自若”。當時的明內閣大學士文震孟坦白承認，明軍的普遍情況是：“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汙殺劫，慘不可言。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報之級，半是良民。”
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上任的明鄖陽兵備道、按察使高鬥樞記敘他在張獻忠經常活動的鄖陽城的親身經曆時說：
左（良玉）兵二三萬，一湧入城，城中無一家無兵者，淫汙之狀不可宮。數日啟行，複罄沒其家以擊。去十許日而予至，米菜俱無可覓。
士民相見，無不痛哭流涕。不恨賊而恨兵，真慘極矣！
明末軍隊軍紀之差，為多種史料所證實。許多史書說，他們所至一處，掘地拆堵，細細搜掠。凡民間埋藏之物，盡數獲之……班師回日，除主將車載……不計其數外，即一火頭軍，俱四五驢馱不等……萬耳萬目，共睹共聞……一家有銀錢，則擄殺一家，一村有富室，則擄殺一村。玉石俱焚，慘烈於賊。
亂兵殺掠淫擄，不忍見，不忍聞，亦不忍言。
在他省猶如此，何況到了乏糧的四川。而清軍雖然軍紀較為嚴整，然而從來不憚於殺戮漢人，搶奪糧食。在諸軍並進四川之時，僥幸活命的川人怎能安生。歐陽直記載：
賊去兵來，兵去賊來，循環旋轉於川北、川東，迄無寧日。賊固酷於殺擄焚劫，而瑣細不取，兵則不但多殺人，其劫擄吊拷悉同於賊。且並敝衣小物，莫不席卷，民不聊生矣。
第四重災難則是瘟疫。死人既多，瘟疫隨生。《蜀碧》：
其時瘟疫流行，有大頭瘟，頭發腫赤，大幾如鬥；有馬眼瘟，雙眸黃大，森然挺露；有馬蹄瘟，自膝至脛，青腫如一，狀似馬蹄。三病，中者不救。
第五重災難是虎災。屍體遍地之際，野狗突然多了起來，數十成群，人不敢近。更讓人驚異的是，老虎的繁殖力似乎突然增長了百十倍。在四川各地，都出現了大批老虎。經常有成群的老虎，公然出入城市，在屋脊上閑庭信步。歐陽直說：
“張獻忠走後，突然四川遍地皆虎，或者七八隻，或者一二十，爬樓上屋，渡水登船，真是古所未聞，讓人難以置信。我從內江逃出的那個夜晚，四次見到老虎。坐船在敘南行走時，看見沙洲上大虎成群。過瀘州，岸上虎數十，魚貫而行。”
這些虎吃人吃夠了之後，遇到活人，專以咬死為務，殺戮之後揚長而去。順治七年（公元1650年），四川巡撫張春向皇帝報告，他好不容易在南充縣招徠了五百零六人，不久，居然給老虎吃掉了二百二十八人。
五重災難，如同一層比一層細密的死亡之網，能夠活著從這個羅網中逃出去的人實在是異數。
對於蜀亂，清人劉景伯撰《蜀龜鑒》做了個粗略的總結，謂：
痛乎，明季屠川之慘也。四川南部死於張獻忠部者十分之三四，死於瘟疫、虎災者十分之二三，而所遺之民百不存一矣。
川北死於獻者十三四，死於搖黃者十四五，死於瘟虎者十一二，而遺民千不存一矣。
川東死於獻者十二三，死於搖黃者十四五，死於瘟虎者十二三，而遺民萬不遺一矣。
川西死於獻者十七八，死於瘟虎者十二三，而遺民十萬不存一矣。
“四川有土無民”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四川巡撫張德地來到四川之後報告給皇帝說，他隻是個空頭巡撫，因已經無人需要他來管理，“四川有土無民”。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湖廣總督蔡毓榮說：“蜀省有可耕之田，而無耕田之民”（《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馬湖（今四川屏山）知府何源浚也說：
“蜀地民稀。”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人口漸漸多了起來，然全省也隻有一萬八千零九丁，約合九萬多人，“合全蜀數千裏內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眾”（《四川通誌》卷七十一）。
當然，還有人沒有被統計進來。比如那些為數不少的白毛男白毛女：
“敘州有人避賊，逃入深山。草衣木食既久，與麋鹿無異。後見官兵，以為賊複至也，驚走上山，行步如飛，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雲。”“南江二野人，能手格猛獸，擘手獐鹿啖之，懸崖絕壁騰上如鳥隼。他們不怕猛獸隻怕人。雖家人親戚召之，疾走不顧也。”
這些返祖的“原始人”不怕什麼狼蟲虎豹，最怕的倒是兩條腿的同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