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僥幸地，曆史留下了朱棣未及銷毀的流氓嘴臉的特寫：永樂十一年（公元1413年）正月十一，教坊司的官員在皇宮右順門口稟奏：齊泰的一個姐姐，兩個外甥媳婦，加上黃子澄的妹妹，四個婦人，平均每天被二十條漢子輪奸。“年小的都懷身，節除（夕）夜生了個小龜子，又有個三歲的女兒。”朱棣聞聽，依由之，說道：“小的長到大，便是搖錢的樹兒。”
美麗的麵具被揭開，後麵露出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流氓。這個流氓的卑劣、下流、凶殘，比之他的父親有過之而無不及。與他父親的唯一區別，他不過是一個精通經典的流氓。這個道貌岸然的人，原來心底對人的生命並沒有絲毫尊重，在他那冷酷的心靈中不生長同情、憐憫、愛這些高貴的品質。
在他的眼裏，世人隻分為可利用的和不可利用的兩種，事物隻分為有利於自己和不利於自己的兩類。那些沒有利用價值的人，在他心中還不如草芥。
從道德水平上講，他並不比大明帝國範圍內任何一個地痞流氓更高一點點。不幸的是，這樣的人在中國式殘酷競爭中常常是勝者。這些人一麵愚弄天下，一麵又野蠻踐踏誠實的人所珍視的價值。他們標榜的是王道正義，實際上遵循的卻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後世士人談起成祖時代，最為痛惜的是天下正氣又一番被摧挫。
明亡之後，許多士人把明朝之亡歸於，人心在永樂之時即已傾頹。明末大儒顧炎武認為“洪武、永樂之間”為“世道升降之會”，是中國人性格發生扭曲的時代，的確是有識之見。明亡之日，殉國者尚不及“靖難”時殉建文者。後人李清在《南渡錄》中說：“靖難以正氣漸削，故釀為今日（明亡之日）獪猾之徒屈膝拜偽。”
鞭子底下出順民
朱棣製造的駭人聽聞的殘酷，並非完全是盛怒之下喪失理智的結果。就像流氓們殘害他人並非僅僅是為了取樂，流氓們行凶，往往是炫示自己有加害於人的能力，從而獲得別人的懼怕。在能夠利用道德麵具的時候，朱棣絕不會露出他的犬齒。然而，在雄辯和謊言遮擋不住的部位，他隻剩了暴力這一種選擇。極致的殘酷能削減抵抗力，美國人對廣島和長崎的核屠殺引起了日本當局迅速的投降。一個更為人熟悉的例子，蒙古人的屠城使更多的城市不戰而降。
不論怎麼解釋，怎麼宣傳，他篡位者的麵目都無法遮掩，所以與那些認死理的儒臣們辯論，他注定是輸家。在道義上被剝光了衣服的朱棣，最後的手段隻能是屠殺。毫無節製的屠殺，有效地瓦解了反對者的勢力，使更多的觀望矜持乃至不滿者迅速拋棄了猶豫、廉恥和義憤，無條件地站到了他的旗幟之下。事實上，除了被他殺掉的那些人，剩下的建文遺臣們為他賣起命來都是誠惶誠恐，竭盡全力。暴力能有效地鞏固君主的統治。
如果朱棣讀到馬基雅維裏的《君主論》，他一定會撫掌大笑，感歎英雄所見略同。馬氏一針見血地指出：“君主進行鬥爭必須既像人又像獸”，“如有必要，君主應隨時拋棄傳統道德”，理由是“令人畏懼要比受人愛戴更安全”。
朱棣和建文帝的命運對比有力地證明了馬氏結論的正確性，雖然馬氏在寫這本書時並不了解神秘的東方曆史。建文帝確實寬厚仁慈。對大臣們，建文帝從來都是禮貌有加，溫文爾雅。對百姓們，他不斷減輕賦稅，甚至還要實行井田，以平均田地，造福於民。結果在燕王大軍節節南下的時候，各省居然沒有一個官員率兵勤王！對敗軍之將李景隆，他不但不殺，反而委以重任，命他守衛金川門（位於南京城北），結果李景隆第一個開門迎降。
人民寧肯辜負一個自己愛戴的人，也不會違背一個自己畏懼的人。這是人的本性。確實，正是恐懼鞏固了朱棣的權力，特別是當權力沒有足夠的道義基礎時，當利益這根韁繩不能把人們引上為他所用的方向時，朱棣就會毫不猶豫地舉起暴力的鞭子。他發現，鞭子往往比韁繩還管用。翻檢明成祖那些血淋淋的記錄會發現，他在製造這些暴行時肆無忌憚，絲毫不擔心因此而激起反抗。他深知，中國百姓幾千年來已經習慣了在暴力麵前馴服。
政治就是表演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朱元璋畢竟出身草野，頭一次當皇帝，政治手腕有諸多不夠老到之處，許多招法用得過辣過猛，殺人過多，成為政治敗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