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筆架”的樁樁件件，逐漸成了浙江官場上日不可少的新聞，成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連浙江總督胡宗憲都成了熱衷的傳播者。一天，在全省的高級官員會議開會之前，胡宗憲神神秘秘地告訴大家：“我昨個兒聽說‘海筆架’給他母親做壽，居然上街買了二斤肉！淳安縣的肉販子都說，沒想到這輩子還能做到海縣令的生意！”全會場哄堂大笑。
海瑞就這樣成了全省官場上的“海怪物”。
是誰造就了“海怪物”
把海瑞變成“海怪物”的不是別人，正是他所崇拜的太祖朱元璋。
明朝初年，弘文館學士羅複仁居官簡樸，為人老實，人稱“老實羅”。一天，朱元璋忽然動了念頭，要調查“老實羅”是真老實還是假老實，到羅家私訪。羅家在城外邊一個小胡同裏，破破爛爛東倒西歪幾間房子，“老實羅”正扒在梯子上粉刷牆壁，一見到皇帝來，著了慌，趕緊叫女人抱一個小杌（wù）子請皇帝坐下。朱元璋見他實在窮得可以，老大過意不去，說：“好秀才怎麼能住這樣的爛房子！”即刻賞給了城裏的一所大邸宅。（吳晗《朱元璋傳》）其實，使“好秀才”不得不住這樣爛房子的人正是朱元璋自己。開國初年，正是他為官員們定下了曆朝以來最低的俸祿。
之所以規定低薪製，一是因為開國之初，財政困難；二是貧民出身的朱元璋心底對官員們總有一種仇恨的潛意識，他不希望這些人被自己養肥；三是讀書人都是孔孟之徒，他們入仕，出發點應該是行孔孟之道，並不應該為一己私利。所以，薄俸正好有利於他們砥礪節操，保持正氣。正所謂“存天理，滅人欲”。低薪製其實是中國基於儒家學說的一種政治傳統，隻不過其他朝代沒有低到這樣讓人吃不飽飯的地步。
一方麵是官俸低得不足以維持正常開支，另一方麵是官本位，官萬能，各級官員權力不受約束，製定各種土政策，進行各種亂收費幾乎沒有任何障礙。這種製度的荒悖，正如同“渴馬守水，餓犬護肉”，導致官員們的整體腐化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
在這種製度下，隻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做清官，一絲不取，結果就是甘於正常人無法忍受的貧窮。明朝的著名清官軒（ní）“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秦“廉介絕俗，妻孥菜羹麥飯常不飽”。在清官的傳記上，這種窘狀比比皆是。另一種就是遵照官場慣例，通過土政策來維持開支，支撐關係網的建立。而一旦越限，人們的欲望往往一發不可收拾。就像遇到了適合環境的細菌，貪汙不可抑止地瘋狂生長。
對於製度性腐敗，曆朝以來對付的辦法隻有兩個：一個是“殺”，從肉體上消滅貪官；另一個就是“教育”，通過樹立典型，大力表彰，提倡正確的導向，來感動人教育人轉化人。
這兩種辦法都如水中撈月，無濟於事。曆朝以來，以明太祖朱元璋懲貪最為堅定，對官員要求最為嚴苛，然而，偏偏是他定下一係列懲貪祖製的明王朝，腐敗得登峰造極。
在朱元璋看來，別的罪過都可恕，隻有貪汙，一個也不能饒過。他製定了殘酷的懲貪法律，規定凡貪汙六十兩以上者，均梟首示眾，而且還要把人皮剝下來，裏麵填上幹草，擺到官府公堂對麵，用來警告繼任者。後來，見此舉仍不能製止貪汙，又規定：“今後犯贓者，不分輕重皆誅之！”隻要是貪汙，即使隻有一兩銀子，照殺不誤！除了殺頭之外，朱元璋還製造出抽腸、刷洗、錫蛇遊（用熔化的錫水灌進人口）等駭人聽聞的酷刑來懲罰貪汙犯。
洪武皇帝的治下如同地獄再現，帝國幾乎每個縣的縣衙裏都擺著一個皮人，舉國殺掉的官員十數百萬。上自朱元璋的義子幹兒、皇親國戚，下至無品級的胥吏，隻要稍涉貪汙，一個也不放過。
在大屠殺的同時，朱元璋還十分重視樹立典型，表彰先進。他先後樹立了王升、王興宗、陶後仲、隋斌、王平等數十名廉政典型，對他們加官晉爵，大加封賞，並且編了《彰善榜》、《聖政記》等宣傳材料，廣為宣傳他們的事跡。嚴懲和教育，朱元璋的力度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效果如何呢？雖然一時之間貪官似乎大為減少，然而，力度稍稍減弱，貪汙又如雨後春筍，勢不可擋。治理了二十多年，到了晚年，貪汙案件仍然層出不窮。朱元璋連聲哀歎，前邊的死屍還沒有收走，後邊的繼任者又貪汙上了。治理越重，貪汙的反倒越來越多。“似這等愚下之徒，我這般年紀大了，說得口幹了，氣不相接，也說他不醒！”
其實癡迷不醒的，是幾千年來的中國政治。幾千年來，從來沒有人嚐試過用其他辦法來治理腐敗，沒有人考慮過製度的合理性。
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這樣一種缺乏自省精神的文化。在這樣一個完全封閉的文化體係包圍下，一切都有現成的正統解釋，人們已經喪失了建設性解決問題的能力。
清官是官場上的反麵教材
從某個角度來說，海瑞的心和朱元璋是相通的。海瑞對朱元璋的殘酷懲貪措施完全讚成：
我太祖視民如傷，執《周書》“如保赤子”之義，毫發侵漁者加慘刑。數十年民得安生樂業，千載一時之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