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上有朱元璋這樣愚昧的專製者，下有海瑞這樣甘於自虐的“清官”，才造成了中國社會滔滔不止的貪黷文化。吃著粗糧青菜，穿著打了補丁的衣服，過著城市貧民的生活，海瑞從來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合理。他甘清貧如飴，清貧有助於他保持氣節，而富貴溫柔則是道德的陷阱。
海瑞從來沒有反思過，開國之初的經濟蕭條與現在的經濟繁榮不可同日而語，以那時的標準作為現在的俸祿是否現實？要求所有人都像他一樣摒絕物欲是否可能？推崇中庸的中國文化其實總是在走極端。儒家把人分為君子和小人兩個相互對立的群體，宣稱一個人“不為聖賢，即為禽獸”，為中國文化打下了偏激的底色。
凡事都被劃為兩極，中庸無處藏身。清官們的一絲不取與貪官們的毫無禁忌，其實也是相同文化基因上生長而成的兩極。
“清官”現象，其實是貪黷文化必不可少的一個組成部分。
清官與貪官相輔相成，正如太極之一陰一陽，相互依存。正是清官的“至清”，才造成了貪官們的“至貪”。換句話說，做清官標準太高了，對人的要求太苛刻了，絕大多數人都達不到這個標準。達不到清官標準，那或多或少，就是個貪官，既然貪了，何不貪個痛痛快快？
清官在官場中是官員們的反麵教材。做清官不僅物質上吃苦，精神上也要承擔巨大的壓力。每辦一件事，海瑞都要嚴格遵守帝國規定，因而窒礙重重，舉步維艱。同僚的譏笑、排擠、不合作，鄉紳們的抵製、咒罵、上訪甚至死亡威脅，這些都不算，就是在家裏，母親、妻子、親戚也整日抱怨不已，雖然不敢明著指責他，然而，起碼不給他好臉色看。因此，做清官，其實是在日日承受一種常人不能忍受的煎熬。
海瑞把這種煎熬當成了一種考驗，一種磨煉，一種“超凡入聖”的必經之途。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海瑞任淳安縣令之後，都禦史鄢懋（mào）卿巡行浙江。都禦史是禦史台長官，相當於紀檢委書記，所到之處，接待的規格本來就很高。況且鄢氏平時即好排場，因此，各地官員在接待上都下了不少工夫。連吃喝帶“土特產”，一個縣沒有千把銀子下不來。
鄢氏所到之處，“監司郡邑諸吏膝行蒲服，跪上食。攜妾偕行，製五彩輿，令十二女子舁之。儀從煌赫，道路傾駭”。
鄢氏將過境淳安的消息傳來，師爺愁眉緊鎖。府員、道員到來你公事公辦則還罷了，這一次來的可是部級幹部，並且是都禦史，如果把他得罪了，一個小小縣令，官位立刻不保。
海瑞卻不信那個邪，麵對師爺的勸告，他不耐煩地說：“充軍死罪，寧甘受，安可為此穿窬（yú，門窗邊的小洞）舉動耶！”即使充軍殺頭，也不做這樣見不得人的事！
他告訴師爺，不必發愁，且看本縣如何處置！
他的“處置”就是給鄢部長寫了封信。信的大意是：接到您發來的公文，通知您將巡視我縣。您在公文裏說您“素性簡樸，不喜承迎”，要各地接待上要簡樸，不可鋪張浪費，以節省帝國錢財。可是我聽您所到過的縣報告說您所到之地，“各處皆有酒席，每席費銀三四百兩。金花金段，一道湯一進”，與您在通知中所說大相徑庭。是不是各縣官員誤解了您的意思，把您的要求當成虛文了呢？
接到了這封信，鄢氏連淳安所屬的嚴州都沒有進，繞道而去。嚴州知府大發雷霆，把海瑞叫到州上拍案大罵了一頓：“你多大一個破官，還反了你了！”知府詈不停口。海瑞唯斂容長跪，無一語辯。
嚴州知府終於受不了了，浙江官員的忍耐也達到了極限，他們聯起手來，要把海瑞弄走。然而海瑞居官行政，處處以太祖祖製為依據，不逾規矩一步，挑他毛病還真不容易。
這難不倒官場中人。罷不了你的官，我還升不了你的官嗎？府道官員聯合建議，像海瑞這樣道德高尚的清官，應該晉升到中央去任職。
海瑞的清廉，北京高層時有耳聞。既然浙江省官員也認為海瑞應該升官，那麼就提拔他一下吧，也反映出幹部選拔中的公正清廉。然而，到北京任職不大合適，既然地方官做得好，還是留在地方作貢獻吧。於是三年知縣任滿，吏部預備提升海瑞任浙江嘉興府通判。
這一下，弄巧成拙的浙江省官員緊急動員，找到了受海瑞羞辱的鄢懋卿，買通了禦史袁淳，網羅罪名彈劾海瑞。經過一番緊張的官場運作，海瑞還不知道怎麼回事，被一紙調令調出了浙江，轉任江西興國知縣。
興國是個“苦”縣，土地貧瘠，人口稀少，交通不便，曆來是沒有人願意去的地方。然而，海瑞毫無怨言。到了興國，下車伊始，他就雷厲風行地針對當地大戶隱瞞土地嚴重的狀況，開始重新丈量土地，核實帝國賦稅。
清丈土地是一項極為艱難的工作，豪強大戶千方百計阻撓，暗地裏又用盡手段，買通工作人員，弄虛作假，致使工作進行得很不順利。
就在海瑞到興國一年零八個月，土地清理還沒有完成之際，吏部又下來一紙調令，海瑞因“工作出色”，升為戶部主事，級別為正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