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前些天在網上瀏覽時，看到一則新書的宣傳文章，介紹一本馬上要出版的曆史類書籍。封麵上印著李承鵬等四個人推薦，其中一個赫然是我的名字。更為離奇的是，封底還有“我寫的”一段推薦語。而事實上，對這本書，這個作者，甚至這個編輯，都一無所知。
我致電這家我很熟悉的著名民營出版機構，問是怎麼回事。編輯說張老師，那個推薦語是我寫的，我忘了征求您同意了！
我說那趕緊去掉我的名字吧，我不能推薦這本書。編輯很驚訝，說，推薦一本書也不是多大的事兒，張老師您就同意吧，請您推薦，不是說明您在讀者心目中有很大影響嗎？這是好事啊！我覺得那推薦語寫得也不錯啊！
我費了好多口舌之後，編輯才相信我是認真的。她說，封麵已經印出來了，如果更改，要損失很多錢。經她請求，出版機構的領導同意給我一筆豐厚的推薦費，以換取我不撤掉推薦。
我拒不同意。編輯又找到我的一位好友做我的工作，原來編輯是遼寧人，是我好友的同學的侄女。據說好朋友的同學為這事還專門跑了趟沈陽：
因為小編輯剛剛工作不久，如果讓出版社蒙受損失，可能會失去工作。
這位朋友以前很熱心地幫過我的忙。他多次打來電話，勸我想開一點。
現在推薦一本書，誰還當成多大的事呢？
但最後，我還是拒絕了朋友的請求，堅持要求出版公司修改了封麵。我的處理結果，既得罪了出版公司，又得罪了朋友，還可能使一位小編輯的前途受了影響。許多人聽說這件事，都說我做得不對。
我的“心理疾病”確實令我落伍了嗎？
十三
因為現在身為清華大學曆史專業的博士後，與“學術圈兒”的交往比“文學圈兒”還要多，所以我現在應該算是遊離在“文學體製”的邊緣，介於文學社會和普通社會之間，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純文學”範圍內，幾乎沒有人知道我出過《大明王朝的七張麵孔》之類的書。而《大明王朝的七張麵孔》的讀者，也很少有人知道我在《當代》上開有專欄：他們很少讀文學期刊。“純文學”和“普通閱讀”，幾乎井水不犯河水。
作家的閱讀大都固定在純文學範圍內，每一次文學圈內的會議，大家帶的書，談論的閱讀，大都是最新的外國文學作品。他們的作品，也基本都在嚴格的“文學藝術”範圍之內，致力於藝術質量。
“文學圈”遠比“學術圈”更遠離普通社會。每一次學術會議，那些專家學者私下交談的，都是社會熱點，大局走向，民心民生，一個個慷慨激昂。而每一次文學會議，朋友們聊的仍然是我最近又在哪本雜誌上發了什麼東西，哪篇被轉載了，哪部作品又被列為“重點扶持”。這些作品，可能“圈外人”永遠看不到。或者是某某作協裏，誰和誰又打起來了，誰又偷偷把另一個人辦公桌上的稿費單衝進廁所了。在某個筆會上，某某和某某劃拳，以決定某個女作家今晚睡在哪裏……和這個社會密切相關的唯一一點，是探討如何把小說改編成電視劇。
我讀到一些對文學體製反思的聲音，我認同其中的一些說法。我和朋友們開過一些玩笑。不過，任何事情都不是小蔥拌豆腐式地定義的。我在“文學圈”裏遇到過許多溫暖的人和溫暖的瞬間，遇到過很多認真的編輯和幾本敬業的雜誌，讓我想起“八十年代”整個社會精英與國家同方向前進時的幹淨清爽。比如《天涯》雜誌多年前開的一次筆會。
如前所述，我的《無處收留》當初被《天涯》因為太長委婉拒絕。當它在《鍾山》上發表後，《天涯》副主編李少君寫來一封約稿信，說韓少功看到《鍾山》上的這篇文章，批評了他，說他錯過了一篇好文章。
於是我接連在《天涯》上發表了幾篇東西。說實在的，《天涯》這本刊物在所有文學刊物裏最適合我，因為它辦得不那麼“純文學”，而是更注重思想性和雜糅性，與我的寫作風格比較合拍。
2001年，我意外地得到《天涯》的邀請，年底到海南開筆會。“筆會”
兩個字，在文學青年時代特別令我向往，在我的幻想中，那應該是一個小團體的神仙會一樣的精神會餐。大學裏讀文學雜誌的時代，我多少次幻想自己將來也能參加“筆會”，這個夢想終於實現了。
到了海南才發現，這是一個很小規模的筆會，隻有九個人。除了我，其他人都是鼎鼎大名：張承誌、莫言、李陀、王曉明、翟永明、汪暉。還有主人韓少功和蔣子丹。所有的人我都是第一次見到。他們大都是我心目中的文學英雄，比如張承誌的《心靈史》我就讀過多次。我很奇怪，為什麼韓少功要請我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參加這個筆會。不管怎麼樣，我心中難免暗自激動。
一見麵，張承誌就開起玩笑：“我像不像本·拉登？”
那時“九一一”剛剛過去一個多月。朝他提示的方向去感覺，是有點像。體格粗壯，大鼻大臉，眉毛又粗又長，頭頂毛發已經稀疏，聲音重得近乎發甕，顯然雄性激素十分發達。和想象中的把編輯從家中罵跑的孤傲不同，張承誌禮貌周到，出人意料地隨和。
那是我第一次到海南，感覺很新鮮。汽車沿環島高速路行駛。山巒優美，千萬株桉樹見縫插針，熱火朝天地競爭、擁擠、勾結、傾軋，迫不急待地生長。開會的地址是島內的七仙嶺，這是白雲繚繞下的一座黛青大山，山頂七峰並立，如同七位仙人側立。推開窗子，遍地椰樹的翠葉在陽光下閃閃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