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忙於對國內外大事的操勞處理，經黨顧不上吃飯，顧不上休息，夜以繼日，日以繼夜。有一次，一位烈士女來探望他，懇求他保重身體。在傍晚的院裏，周恩來目光炯炯地看著這位同誌，說道：
“在‘化大革命’，我隻有八個字：鞠躬盡瘁，死而後己。”
這是周恩來決意麵向這場災難，為黨和國家獻身的忠誠誓言。這八個字貫穿了他的一生。
**自我爆炸後，在**的支持下，周恩來主持**央日常工作。1971年10月上旬，經周恩來提議，**同意撤銷**央軍委辦事組，由劍英主持央軍委日常工作。**接見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時說：“凡討論重大問題，要請總理參加。”周恩來、劍英、**等掌握了黨、政、軍大權。
周恩來等有了一定的條件，來設法盡量糾正“化大革命”的錯誤，努力消除“化大革命”給各個領域造成的嚴重惡果了。他們整頓和加強企業管理，平反一些冤假錯案，解放大批幹部，逐步恢複教、科技部門的正常工作，並著手打開外交工作的新局麵。
周恩來當時提的是：批判極左思潮。
周恩來在1967年就反對過極左思潮。1968年，他又提過“極左思潮一定要批判”。1970年6月，他指出：“防保守，排極左，仍是當前主要任務。”9月，他針對出版工作存在的極左偏差，提出不能割斷曆史，不能“因人廢”，指出“任何思想的發展都不是無根的，新社會是從舊社會脫胎出來的”，“這就叫曆史唯物主義”。到1971年3月，在國務院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他針對存在的問題著重講了批判極左思潮的問題。他批評了“破壞紀律，無政府主義泛濫，隻有自由，沒有集體，為所欲為”。他說：“自由主義是右的，但形式上是以極左出現的”。“否定一切，這也是極左思潮。”這年上半年，他已經在一些會議上強調要反對極左思潮了。
“一三”事件後，隨著批林整風運動的深入，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開始全麵展開，特別是在落實黨的經濟政策和幹部政策方麵，在實際工作產生了效果。
從1971年底開始，周恩來在一係列相繼召開的全國性專業會議上，通過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來消除“化大革命”對經濟方麵的破壞性後果。他強調指出批判極左的重要性，並且針對由於受**鼓吹“突出政治”的影響而普遍存在的不敢抓生產、抓業務的傾向，在會上批評說：極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學的東西，誇誇其談，走極端”。他強調“運動與業務不能對立”，鼓勵各級幹部理直氣壯地抓生產，抓業務。1973年，他在聽取國家計委彙報計劃工作時指出：“1969年以後，在經濟管理上瞎指揮盛行。南昌把飛機廠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鎮陶瓷窯也給炸了。**一夥一直破壞到‘一三’．影響到1973年，惡果逐步暴露出來了。應把‘大’以來**一夥破壞經濟計劃的情況編個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壞性後果消除掉。”他說：“國民經濟要按比例發展，但現在根本沒有比例！”“到處搞**經濟體係是不行的。”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從1971年底到1973年，國務院召開一係列全國性專業會議，批判**一夥自立政策，自成係統，搞**王國，破壞黨對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挑動資產階級派性，分裂工人階級隊伍，反對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國民經濟，破壞黨的經濟政策，在農村強迫擴社並隊，沒收自留地，砍家庭副業，搞“一平二調”；在城鎮“割資本主義尾巴”；等等。1973年2月，國家計委根據周恩來指示精神，起草了《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即經濟工作十條）。這個件拿到這年全國計劃會議討論時，除了“四人幫”把持的上海市外，其餘28個省、市、自治區都表示讚成。
當時，周恩來指出了經濟工作有“三個突破”的嚴重問題，要著重加以解決。1972年初，他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說：職工人數突破了5000萬，工資突破了300億元，糧食銷售量突破了800億斤，這“三個突破”對國民經濟各方麵帶來了一係列的問題，不注意解決就會犯錯誤。但是，這個問題在1972年還沒有切實得到解決。這年底，職工人數達到5610萬人，工資總數達到340億元，糧食銷售量達到927億斤，出現了糧食周轉困難的狀況。1973年3月，周恩來聽取國家計委彙報後，生氣地說：“確實沒有‘王法’了”；“不隻三個突破，貨幣發行也突破了”。“**一夥破壞經濟所造成的惡果這兩年表現出來了。票發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線。三個突破不如這一個突破。你們管財政、銀行的也不叫，要隨時提醒，這是個寒暑表嘛！”還說：“1970年基本建設大膨脹，1972年沒有抓。鑒於這個教訓，以後要全年抓。該停的停，停得不合適的再建。”他還講了要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原則，批評了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會幹不會幹一個樣、幹與不幹一個樣等平均主義傾向。
國務院采取了堅決的措施：首先，控製基建規模的擴大，減少基建投資，同時壓縮基建占用民工人數，增加農業財政撥款和支農工業投資，1973年比上年增加19％。第二，加強勞動工資的集統一管理，重申勞動工資大權在央。1972年6月9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加強工資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規定凡未經批準超計劃招收職工和違反國家政策和規定增加工資的，銀行有權拒絕支付。第三，積極解決糧食購銷差額問題。1972年11月24日，國務院向**央寫了糧食問題的報告，並轉報了商業部的報告，內容是發展糧食生產、整頓糧食統銷工作、控製職工人數和吃商品糧人數等。**央在12月10日批轉了這兩個報告，要各地執行。
經過1972，1973年的努力，“突破”的問題得到了解決。
在反對極左的同時，周恩來在整頓企業管理，落實農村政策，重視教育和科研工作，發展對外經濟等方麵，都做了不少工作。1972年2月5日，周恩來指出，現在我們的企業管理亂得很，要整頓。這是首次提出整頓的主張。據此，全國計劃會議起草了件，提出企業要恢複和健全同位責任製等七項製度，要抓產量、品種、質量等七項指標。對這個件，經周恩來主持討論定稿後，建議由國務院提請**央批轉下發。但由於張春橋作梗，沒有能發下去。在實際工作，周恩來把工業產品的質量問題，放在議事日程上來加以解決。1971年12月16日，他對援外飛機的質量不合格問題作了批示，和劍英一起抓軍用飛機質量問題。他提到高度來指出：質量問題是路線問題。1972年1月，鑒於汽車生產質量下降，他請餘秋裏抓這個問題。4、5月間又連續抓了出口罐頭、襯衣、照相機和部分日用工業品的質量問題。這些，都推動了許多企業恢複和加強質量管理，促進了企業管理的整頓。10至11月間，國務院批準國家計委、財政部、農林部召開加強經濟核算、扭轉企業虧損的會議，解決**一夥鼓吹“政治可以衝擊一切”所造成的經濟工作混亂狀況，明確提出政治工作要結合經濟工作一道去做。
農村方麵，也注意糾正一些“左”的政策。1971年12月26日，**央作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針對當時農村在極左思潮影響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兌現，勞動計酬上的平均主義等嚴重挫傷農民生產積極性的狀況，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辦法，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強調農業要全麵發展，不能把多種經營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規定了有利於集體增產個人增收、減輕農民負擔和使分配兌現的一些具體政策，以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
周恩來還努力恢複教科技部門的正常工作。他說：“否定一切，不一分為二，這是極左思潮，不是**思想”。“那些把書都燒了的，還不是受極左思潮的影響？”“極左思潮不肅清，破壞藝術質量的提高。”1972年7月1日，他會見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時，對於楊振寧提出的我國應加強基礎理論學習和研究的建議，表示讚同。不久，他對北京大學校長周培源說：要把北大理科辦好，提高基礎理論水平，這是我給你的任務，有什麼障礙就要掃除，有什麼釘就要拔掉。9月，他寫信給張裕、朱光亞，強調科學院必須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同時，又要把理論研究和科學實踐結合起來，這件事不能再遲了。10月，他針對當時正常升學製度已被“革”破壞的情況提出，有發展前途的青年，“學畢業後，不需要專門勞動兩年，可以直接上大學”。這是“化大革命”以來對教育提出的富有膽識的主張，是後來恢複我國大學招生製度的先聲。他還在恢複出版事業，加強氣象工作，重視外語教學，學習化科學知識等方麵，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見。他多次批評姚元分管的新華社的工作，提議把新華社的原負責人、老幹部朱穆之從幹校調回來，參與領導，得到**的同意。
在對外經濟方麵，周恩來努力為改善和發展對外經濟交流和對外貿易創造條件。1973年1月，經**、周恩來批準，我國從日本、美國、聯邦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瑞士等國進口了一批技術先進的成套設備和單機，其包括13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纖、三套石油化工、一個烷基苯廠、43套綜合采煤機組、三個大電站、武鋼1．7米軋機，以及透平壓縮機、燃汽輪機、工業汽輪機製造工廠等，總額43億美元（後來實際對外簽約成交39．6億美元）；這是新國成立以來第二批大規模引進，打破了西方國家對國封鎖、禁運的局麵。這些引進項目到1979年底絕大部分建成投產，在我國後來的經濟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
這段周恩來主持央日常工作期間，由於在一定程度上抵製和糾正了“化大革命”“左”傾錯誤，因此，國民經濟逐步回升。1973年，我國國民經濟各項主要指標都完成或超額完成了計劃，成為第一個五年討劃以來增長最快的一年，財政情況也是好的。
在外交方麵，我國也打開了新的局麵。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恢複了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美發表了聯合公報。9月，日兩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實現了邦交正常化。
周恩來主持央日常工作後，用了很大力氣來對大量的被打擊迫害的黨內外幹部恢複名譽和安排工作。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報》經周恩來審查同意，發表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社論。社論強調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要堅持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幹部還是老青，老的都靠邊站，都是年輕的，不行”。9月30日前後，周恩來幾次約談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國慶社論的內容，強調要繼續落實幹部政策、知識分政策。這期間，他建議在**處召開一次會議，談**“十大”的籌備工作問題，並提議朱德、董必武、許世友等參加。1973年8月**“十大”期間，周恩來分別參加央直屬機關、國家機關和天津、上海、江蘇等小組的討論，在發言強調要抓好生產，落實幹部政策，要相信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要擴大教育麵，縮小打擊麵，對犯錯誤的幹部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10月，他同央主管組織工作的紀登奎談了解放幹部和安排工作問題，之後央組織部提出了一個幾百人的名單，周恩來主持央政治局會議連續討論，解放幹部。他在延安參觀“七大”會址時，提出應陳列朱德、董必武、任弼時、陳毅、賀龍的照片；當1972年12月**問到譚震林的情況後，周恩來立即寫信給有關負責人，說譚震林是好同誌，“應該讓他回來”。這幾年，周恩來常常利用各種紀念日舉行活動，通過在報紙上發表參加人員名單的辦法，解放了一批又一批幹部。或者，他提出名單建議一批同誌參加黨和國家的一些重要會議，報請**批準，使不少同誌從而獲得解放。一些冤案如賀龍、“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等相繼平反。限於客觀情況一時還不可能平反的，在周恩來的推動和後來鄧小平等的支持下，**央作出決定：除與**集團有關的審查對象和其他極少數人外，對絕大多數關押受審者均予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