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並非無意從事長篇創作，病後也曾試寫一篇《記者外傳》，小說中臚述了他所熟識的一些新聞記者的故事，實際與新聞業務無甚關聯。當時在上海《新聞日報》連載，沒有結束，卻中止了，沒有續寫下去，也說明他精力不繼了。
這是他一生從事寫作的第四個時期。為什麼稱為“末期”而不稱作“晚期”呢？因為一般作家，到了老年，身體衰病，往往擱筆不再寫作；個別的作家，老而彌健，晚期的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讀者讚賞為“頂峰”之作。兩者他都不是。他這個時期的作品是硬擠出來的，雖未必一無是處，但和早期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語。我於惋惜之餘，不得不將這個時期定為“末期”。
三
張恨水的作品，要全部一一加以評介，勢不可能，也無此必要。這裏，按寫作年代的先後，試對《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八十一夢》這四部書，作一簡單說明，介紹產生的客觀背景和思想內容。這四部書，都是重版多次，發行範圍廣，影響較大的。有人把這四部書看作是他的“代表作”，我也同意。
《春明外史》
《春明外史》１９２４年４月１２日起，在北京《世界晚報》連載，每天刊登不足一千字，直到１９２９年１月２４日結束，一共登了五十七個月。大體上，這是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為藍本的一部譴責性小說。主角楊杏園，約略加《怪現狀》中的“九死一生”。但描寫楊杏園先後和何梨雲、李冬青的戀愛，有許多曲折的故事，不像“九死一生”被寫得那麼幹巴巴的。書中主角被安排做新聞記者，為的容易引出當時政治上、社會上種種千奇百怪的內幕新聞，從而加以譴責。藝術手段是婉而多諷，也不像《怪現狀》寫的那麼劍拔弩張。魯迅介紹清末譴責小說，說他們所用手法，“其記事遂率與一人俱起，亦即與其人俱訖，若斷若續，與《儒林外史》略同。”《春明外史》盡管有個楊杏園做主角，但他所用手法，卻不能離開這個窠臼。這已不是第一次使用這個手法，以先，他在蕪湖報紙上發表的《皖江潮》，也正如此。隻是他到北京之後，接觸方麵廣，聽到東西多，題材十分豐富，和在蕪湖時不一樣罷了。《皖江潮》原是一個大題目，但在報上刊載不到一年，也沒有寫完。他自己對於這部小說並不怎麼關心，後來簡直是忘懷了。他能記得起的，是聽說當地學生，曾經截取其中一部分，編成戲劇演出。可見當時是發生過一定的影響的。
《春明外史》寫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筆鋒觸及各個階層，書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們，是不難為它作索隱的。在《世界晚報》連載的時候，讀者把它看作是新聞版外的“新聞”，吸引力是非常之大，很多人花一個“大子兒”買張晚報，就為的要知道這版外新聞如何發展，如何結局的。當時很多報紙都登有連載小說，像《益世報》一天刊載五六篇，卻從來沒有一篇像《春明外史》那麼叫座。作者詛詈那個時代，揭發抨擊某一些人和某一些現象，乃是出於當時作為一個新聞記者的正義感和責任感。某些地方，刻劃形容，的確也似乎太過，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與“醜詆私敵”之作是不同的。幾十年後，讀這部小說，還覺得當時情景，曆曆如在目前。年輕的人，沒有那些經曆，卻可從此中得到一課曆史知識，看出舊社會的醜惡麵貌，也是有益的。
小說是二十年代的產物。半個多世紀以來，祖國飛速的進步，從封建、半封建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差距之大，是無法估量的。人們的思想意識，顯然今非昔比。今天讀二十年代的小說，如果不了解當時曆史環境，就難以讀下去，更不用說什麼分析批判了。例如說，小說中有些並不甚進步的地方，還存在殘餘的封建道德倫理觀。但是，也應指出，當時一般人確有這種觀念存在。對於戀愛問題，處理得也不十分好，把男女相愛和妓院**，寫來無甚分別了。青年學生的思想活動，有時是走在時代的前麵的，作者缺乏這種經驗，對某些新事物的出現，有時流露出抵觸情緒。這都是嚴重不足之處。幸而好，它沒有據有小說主體的地位。再還有，小說中舊詩太多，也是承襲封建時期作家表露才情的舊習；當然，我們還記得，他最初寫小說是走的《花月痕》的路子，這部小說，是他蛻變過程中必然會留下的一些痕跡。《金粉世家》
認真寫小說，把寫小說當作著述事業，實際他是從《金粉世家》開始的。這部小說，１９２６年在北京《世界日報》連載，１９３２年刊完，全長共九十來萬字。小說以一個豪門棄婦做引子，寫出了這個豪門的盛衰。目的在暴露北洋軍閥卵翼下的官僚們，如何鉤心鬥角，如何驕奢淫逸；他們的家庭成員，那一群寄生蟲，如何醉生夢死，如何糜爛墮落。因為小說寫的是姓金的國務總理的家庭，於是許多大官僚，尤其是當過國務總理的，特別是姓“錢”的，都以為是寫自己，生怕自己的陰私被揭發。事實上是，他是新聞記者，朋友多，日常閑談，每以豪門生活為資料，他選取了其中好多模特兒，集中在姓金的一家，誰看像誰，就算是誰吧。
《金粉世家》在他所寫小說之中，是結構最嚴謹的一部。在此之前，他的寫作，是意興所至，涉筆成趣。即使如《春明外史》，那是名作了，除了楊杏園故事以外，多半是隨時聽到新聞，隨時編作小說，可以寫一百回，也可以寫二百回，是講不到什麼章法的，及至寫《金粉世家》，卻是以小說家的地位寫小說，精心布局，有個完整的計劃。比如寫金家諸子，各有愛好，彼此性格不同，錯綜複雜的故事梗概，都是預先想好了的。至於白描手段，是他之所長，在本書中也有所表現。
主要的故事，通過一個平常人家的女兒冷清秋，和國務總理的小兒子金燕西，從戀愛、結婚，到被遺棄、逃走的淒涼結局。中心的意思是指出“齊大非偶”，這是他的婚姻觀。
是不是他就主張“門當戶對”呢？那就不知道了。
小說在報上連載時，受到讀者的注意，是為的許多人很想知道大官僚的私生活，和一些宦海密聞。對於故事情節興趣更為濃厚的，卻是那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婦女們，包括老太太群在內。抗戰時期在重慶，我曾陪他出度過朋友的家宴，他的讀者——那些太太、老太太們，紛紛向他提出問題，議論這部小說人物處理的當否，並追問背景和那些人物後來真正的結局。一部小說在發表苦幹年後，還得到讀者如此關心，可見不是尋常之作。
我曾有設想：《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說，而是用的現代語法，它就是《家》；如果不是小說，而是寫成戲劇，它就是《雷雨》。這可能不算阿私所好的偏見吧？《啼笑因緣》
１９２５年，我進《世界日報》，和他朝夕共處。他最愛聽戲，常約我去。有一次，記者門覺夫，請我們到四海升平園去聽高翠蘭唱大鼓，說是唱得極好。偏巧我那天有事，沒有去成，兩三天後，恨水和我說：“請你去聽你不去，如今你要聽也聽不成了。”原來就在那天晚上，高翠蘭被一個姓田的旅長“搶”走了。門覺夫義憤填膺，認為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現這樣的事，實在太強橫了。恨水卻說：“如果高翠蘭非常不願意，那個田旅長何至就下這一手。一定田旅長也有讓高翠蘭滿足的地方。”大家因為那時軍閥橫行，肆無忌憚，一個唱大鼓的受欺淩壓迫是常事，因而很不同意恨水的論斷。誰知又過了幾天，門從照相館裏弄到一張照片，卻是田、高新婚合影。高翠蘭在照片中笑逐顏開，容光煥發，絲毫沒有出於勉強的樣子。大家回頭一想，恨水當初的論斷，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事情到此並未了結。高翠蘭的父母，原把女兒看作搖錢樹，被人搶去，豈能善罷甘休。他們不向田家要人，卻向田家索討身價銀子。“漫天要價，就地還錢”，雙方終於沒有談妥。高翠蘭的父親，一張狀子告到法院。田旅長是現役軍長，由軍事機關軍法會審，開了三五庭就宣判了：田旅長身為軍人，強劫人家女子，處徒刑一年；高翠蘭交其父母領回。案件結束，高翠蘭仍然唱大鼓，形容憔悴，再也活潑不起來了。在家裏時常哭鬧，更表達了對田旅長的不能忘情。
顯然這一事件對他發生很大影響，心中早就有了《啼笑因緣》的影子。他不能用這一件事作藍圖。軍閥是人們所憎惡的，如果寫軍閥竟然談戀愛，那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呢？可以裁取的隻是搶人的一幕。借這條線索，有理由的發展，刻劃了軍閥的殘酷暴行。他創造了許多傳奇故事和人物。最初的設想，可能是寫兩個三角戀愛關係；在寫作過程中，逐漸演變為多邊關係了。傳奇故事本來是人們喜聞樂見的，越複雜越曲折，就越覺得有意思。這是這篇小說的成功之處。但也應該指出，他的本意，是以戀愛自由、反對封建的門當戶對的婚姻製度為主題的。由於太複雜曲折了，反對門當戶對，終於還是門當戶對，這就未免傷害了主題了。
《啼笑因緣》１９２９年開始在《新聞報》連載，第二年就登完了。連載期間，轟動一時：上海市民見麵，常把《啼笑因緣》中故事作為談話題材，預測他的結果；許多平日不看報的人，對此有興趣，也訂起報來了；預約改戲，預約拍製電影的，早已紛至遝來；為了出書牟利，《新聞報》三位編輯，臨時組織“三友書社”，優先取得版權。書出版了，當然暢銷。電影攝製時，因為“攝製專有權”的問題，明星電影公司和大華電影社打起官司來，後來經過章士釗律師調停，大華停拍，明星賠款十萬元。這件事，當時報紙記載很詳細，轉而成為小說的宣傳資料。
一部小說，引起社會上這麼“狂熱”，簡直是“史無前例”的。這在當時就有些為人們所不理解；五十年後的今天，一定更不理解了。我曾試圖加以分析，排除了作者的勤奮努力，作品的藝術成就這些主觀因素而外，尋找他的客觀因素。我認為：當時小市民被壓迫、被剝削，生活極為苦悶。他們憧憬著一個新世界，他們的要求水平並不高。一個“女俠”，這是毫無意義的文字遊戲。除了名家們自我陶醉之外，怎麼能吸引讀者呢？其後又連載想入非非的武俠小說，讀者也膩煩了。這時候，《啼笑因緣》一出現，既富有人情味，又有強烈的傳奇性，讀者頓覺耳目一新。再其次，從前交通不便，旅遊困難，南方人向往北京，常借文字記載，以當“臥遊”。南方名家們，足跡不離上海、蘇州、杭州、揚州，寫來寫去，總以諸地為主要背景，讀者自然感到狹隘。《啼笑因緣》卻寫的是北京，把北京的風物，介紹得活了。描畫天橋，特別生動，直到今天，還有讀過這部小說的南方人，到北京來必訪天橋。當然，今天的天橋，已經不是那個麵貌了。《啼笑因緣》的產生，和它的紅極一時，決非僅僅出於偶然，一定還有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種種因素，有待於將來研究者們的探討。《八十一夢》
他寫了二三十部抗戰小說，應該說，《八十一夢》是代表作。這部小說所取的是側麵題材，指斥那些不抗戰和不利於抗戰的人。他用一些荒誕不經的故事，揭露政治上、社會上許多醜聞秘幕。意圖引起讀者對這些人和事的憎恨厭惡，與眾共棄；而要求同心協力，大家一致抗戰。
寫作手法大體和《春明外史》、《新斬鬼傳》相仿，臚述一件一件罪惡事實，可以多寫幾件，也可以少寫幾件。名為長篇，其實是短篇的合集。表麵上托之於神話，迷離惝恍，這和《春明外史》直接寫人事不同；所寫的又十分具體，明有所指，這又和《新斬鬼傳》寫抽象事物不同。
這部小說１９４１年在重慶《新民報》連載，嬉笑怒罵，讀者感覺痛快，深表歡迎。但到１９４２年就結束了，名為“八十一夢”，實在隻寫了**個夢。其餘的呢？後來他在單行本“楔子”中說：被耗子咬掉了。因為這部小說是可長可短，讀者不知道他沒有寫完，隻認作他打哈哈結束全書。不是打哈哈，是“一把辛酸淚”。“耗子”是有的，當時正在人間。《八十一夢》在報上連載那些日子裏，所有被揭發、被譴責的一撮人，臉上無光，很不好過。他們不但不反躬自省，痛改前非；反倒惱羞成怒，要和作者為難。隻因小說究竟是小說，縱然所描寫的，其中有人，呼之欲出；然而一切都是影射的，沒有指名道姓，誰敢出頭承認“那寫的就是我”呢？於是他們就濫用權威，授意“新聞檢查所”，予以“檢扣”。“新聞檢查所”有檢扣新聞的經驗，卻欠缺檢扣小說的經驗，起初對此很覺為難。因為這是上級差遣，不敢不遵，後來就祭起“不利於團結抗戰”這頂大帽子做“法寶”，扔向《新民報》，勒令停登這部小說。他不理這個命令。他說：“問問是誰不利於團結抗戰。那些人如果洗手不幹那些事，我有什麼好寫的呢？”小說仍然繼續在報上連載。
他有位安徽同鄉，在當時“朝廷”裏是一個大官，雖則相熟，很少往來。有那麼一天，忽然折簡相招，約到家裏吃飯。去時，隻見席設賓主二座，別無他人。那個大官和他促膝談心，先是慷慨激昂地談抗戰，然後落到豪門貴族身上把來痛罵了一番，最後又稱讚他的小說，“寫得好，罵得對”；結局卻說：“寫到這裏，恰到好處，不要再寫了，留個有餘不盡吧！”原來那些人見他不買新聞檢查所的帳，《八十一夢》還是照寫照登，恨得牙癢癢地，就預備下毒手把他綁架到息烽去。這是這個大官傳的話。是真的特務有此行動計劃，或者隻是出於恫嚇，原本不得而知。然而古人有言，金錢十萬，可以“通神”；這樣大的官兒傳話，明明是“通天”的了：他隻好就此“打住”。回得家來，忿忿寫了《楔子》中的“耗子”。可以說，這部小說是一部“未完成的傑作”。
周恩來總理在重慶，曾經會見過《新民報》編輯部同仁。周總理說：“同反動派作鬥爭，可以從正麵鬥，也可以從側麵鬥。我覺得用小說體裁揭露黑暗勢力，就是一個好辦法，也不會弄到‘開天窗’。恨水先生寫的《八十一夢》，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嗎？”這些話對他發生莫大的鼓勵作用。可是，反動派終於沒有放過《八十一夢》。小說竟也遭到“腰斬”，不能不說是中國新聞史上的奇聞。由於是“暗害”，殺人不見血，所以很少有人知道這件事。
單行本不久就印出來了，發行時沒有遇到什麼阻力，可能是主張腰斬的那個炙手可熱的人，這時已經下了台。使他感到親切和光榮的，乃是延安及時翻印了這部小說。對小說或者對他個人，這都是最高的評價了。
四
張恨水一生所寫的小說，大約一百一十多部。絕大多數是長篇，少數是中篇，個別是短篇。在他七十歲生日的那天，我曾問過他，想知道一個確數。但他自己也不記得了，僅僅回答說：“一百多部吧！”他的意思很明白，是準在一百部以上。一百一十多部，是我和他的子女合計出來的。我們卻開不出這樣一張書目。因為其中有幾種，大家模糊記得故事情節，說出來相同，可都忘了篇名，也想不起是在哪家報紙刊載的。
這一百一十多部小說，除了短篇不算，長篇長的達一百多萬字，短的至少也有十萬八萬字。就字數而論，也夠驚人的，難道不足以說明他幾十年來的辛勤勞動嗎？有一些不了解情況的人，以為像他那樣“多產作家”，一定得請幾位秘書助手。甚至至於揣測，某某幾部書，是別人的代筆。這些話全無根據。他的小說，是他自己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既沒有委托過別人代為寫作，別人也代替不了他。應該指出，一百一十多部小說，創作有先有後；構思布局，有的很巧妙，也有很平常的；文字技巧，一般很流利，也有拖遝臃腫的地方。寫了那麼多的字，要允許有幾筆“敗筆”的。如果不看整體，隻看那個別之處，因而懷疑是“贗品”，盡管是從善意出發，其實無此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