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的奉軍依舊大敗。
日本人催張作霖趕緊撤回沈陽，他們擔心：如果不回去，北伐軍邊打邊衝，可能會危及關外。開始，張作霖不想走，他很想留下來。在這個節骨眼兒上，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拿了個條約——日本在滿蒙新鋪設鐵路的條約，叫張作霖順便簽一下。
關於這個條約，日本人不是第一次叫張作霖簽了。路權問題當然非常敏感，張作霖文化水平雖不高，但好歹也當了十幾年大官，現在又是北洋係國家元首，當然知道個中厲害，於是就跟日本人頂牛，耍了日本人幾次，比如隻在條約上簽個“閱”，或叫日本人跟地方政府去談。由於老張既不簽字，也不走人，搞得芳澤很不爽。這個芳澤，是後來日本首相犬養毅的女婿，在外交界也算資深人士了，但被張作霖搞得團團轉，不知怎麼辦才好。
張作霖可以頂住日本人的壓力，但他的軍隊卻頂不住北伐軍了。這回張作霖想：不行，我得回關外了。但令他沒想到的是，這時候，背後僵屍般地站起來一個人。
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人不一樣，想法也不同，很多日本人認為，跟張作霖的合作還可以繼續，畢竟沒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另一些日本人認為，張作霖不聽話，眼看又要崩盤，所以必須把他換了，打算解除奉軍武裝。還有個別日本人認為，光換了還不行，因為說到底張作霖有一套，手裏攥著軍隊，強換的話，怎麼換？不是不聽話麼，直接把他搞掉吧。
在張作霖身後立地而起的河本大作（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5期，兵庫縣人）就是這樣想的。他覺得日俄戰爭後的二十多年，日本在滿洲發展跟張沒什麼直接關係；本來想找個木偶，最後卻找了塊石頭，現在必須搬掉這塊石頭，否則沒準有一天會砸自己的腳。
河本還抱著一個想法：張作霖死後，奉軍必定大亂，這時可以弄出個聽話的傀儡，或由關東軍直接占領，“滿洲懸案”一舉解決。
河本是當時的“非主流”。
河本出生在一個林場主的家庭，家裏特別有錢，1928年時的身份是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是個叛逆人物，按他爹的本意，希望他將來繼承自己的林場，河本對此一點也不感冒，一意孤行地考軍校，最後進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創辦於明治維新後，學製三年，設步兵、騎兵、炮兵、工兵等科，是日本陸軍將佐的搖籃。河本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5期學員，這是具有分水嶺標誌的一期，從此期到25期，出來的都是日本侵華的中堅分子。
河本上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又考進陸軍大學深造。雖然都上過來了，但成績不咋地，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成績是第97名，在陸大的成績是第24名，離軍刀組（陸大前6名接受天皇禦賜軍刀）遠了去了，但他卻自命不凡，認為自己肩負著“偉大的使命”。
就這樣，河本躊躇滿誌地來到中國。1926年，他出任關東軍高級參謀。一上任，他就研究起張作霖。
張作霖和日本人這二十來年的合作，有點像一對情侶。
他們在日俄戰爭時結識，當時張作霖剛完成角色轉換：從土匪、民團頭領，變成被地方政府收編的馬隊管帶。在那場戰爭中，腦子靈光的張作霖左右逢源，一點點壯大了實力。實際上，對選擇張作霖，日本人猶豫過，但最後還是認了：好，就是你了。因為當時沒有比他更合適的了。於是，雙方開始了一段蜜月期。
這個時候，兩邊彼此需要，談得挺好，搞得挺好，一切都挺好。但後來，日本人胃口越來越大，張作霖就開始不高興了。日本人又發現：張作霖在跟別人打架時，開始吃虧，最後連家底兒都快保不住了，還有可能危及日本的利益。於是他們趁機提出更高的要求，張作霖煩了，破罐子破摔：我就這樣了，愛怎麼著怎麼著吧。
河本說：那就搞掉你。在河本的朋友中，有後來的日軍第10師團長、香港總督磯穀廉介（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6期，兵庫縣人）。1928年春，河本在給這位老鄉的信中提到：“（為了日本在滿洲的利益）即使死上一兩個張作霖又有何妨？萬不應失此良機，我必須動手。”
張作霖作為北洋政府的最後一位執政者，從袁世凱以後的北洋係角度來看，相當於中國的國家元首。搞掉張作霖，相當於搞掉中國的最高執政者，即使日本人愛冒險，喜歡犯渾，在這個問題上也不得不三思。況且，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義一跟張作霖私交還不錯，在“滿洲木偶”的問題上，雖然對張作霖的一些做法不滿，但還沒到想要幹掉他的地步，隻是一度考慮過關東軍提出的解除奉軍武裝的問題。
河本不管那一套，他是關東軍參謀，原則上隻對軍部負責。至於軍部怎麼向政府交代，那是他們的事情。當然，即使如此，在動手前仍需說服他的司令官。
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叫村岡長太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5期，佐賀縣人），在日本軍界屬於平庸分子。